在本书中，一些老一代革命前辈的后代通过口述笔录的方式，追忆了他们父辈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从这些点滴小事中，正可看出老一代革命前辈的真性情。

　　陆定一力排众议保故宫

　　（陆定一，江苏无锡人。１９４５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１９６２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１９６５年，他兼任文化部部长。下面是陆定一之子陆德的口述。）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其中也涉及城市的改造。

　　１９５８年１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３日，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关于故宫博物院进行革命性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认为需要“坚决克服地广人稀，封建落后的现状，根本改变故宫博物院的面貌”。报告提出，多开一些东西交通便门，增辟休息地点；对故宫的宫殿建筑拟大肆清除，保留重要的主要建筑，将７０％以上的面积园林化等等。

　　北京市文化局１９５９年１月７日同意此报告。计划是：“绛雪轩罩棚、养性斋罩棚、集卉亭、鹿囿、建福门、惠风亭等一批‘糟粕’建筑，于一年之内拆除。”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故宫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并作研究。改造方案是：“在故宫内部建设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并将文华殿、武英殿改造成娱乐场所。”

　　中宣部是主管部门之一，在中央及有关部门都表示支持、赞同的情况下，父亲为此专门召开了部长办公会，让所有处级以上干部都参加。父亲在会上公开表示反对故宫改建计划，表示故宫就是要地广人稀，就是要“封建落后”。据查有关档案，父亲在会上表示，“我们对故宫应采取谨慎的方针，原状不应该轻易动，改了的还应恢复一部分”，“关于房子改造问题，小房、小墙可以拆一些，但要谨慎。马路可以宽一些，这是为了消防的需要，不是为了机动车进去。故宫就是要封建落后，古色古香”，“搞故宫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留一个落后的地方，对观众进行教育，这就是古为今用”。父亲还表示：“今天在座的处级以上干部都是（保护故宫的）保皇派。故宫博物院要以宫廷陈列为主（意为不能搞成娱乐场所）。”

　　当时，中央听取了不同意见，最终停止了这项故宫的改造计划。１９６４年６月１２日，中国文物保护协会顾问谢辰生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如果不是这次定一同志顶住，故宫真不知如何得了。可能现在已是面目全非了。”

　　周总理难得的一张游泳照

　　（杨尚昆，重庆潼南人，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杨尚昆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１９８８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下面是杨尚昆之子杨绍明的口述。）

　　因为父亲创造的条件，我作为领导人们熟悉的“杨小二”，在给父辈们拍照的过程中，也真切地感受着他们与众不同、平易近人的高尚品质和真性情。

　　给周恩来总理拍游泳照的趣事，则充分体现了总理的“认真”。那一年，毛主席在庐山开政治局会议时，开玩笑地对周总理说，刘少奇、朱德都会游泳，惟独他是“旱鸭子”。周总理听过之后认了真，要我父亲帮他找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给他派一个游泳教练来，他不相信自己学不会。

　　父亲回来后把这个“新闻”告诉了我：“周伯伯要学游泳，快去拍照片！”于是，我带上相机跑去庐山人工湖，看见周总理真的下水了，一边是教练，一边是警卫长。我赶紧找了一只小船撑过去。周总理学得很认真，起初并没有注意到我正在给他拍照片，后来终于发现了，便从水池中抬起头，哭笑不得地说：“嗨！你这个小二！”周总理在延安时曾从马背上摔下，从此右臂带伤，因而最终还是没有学会游泳。我拍的“周总理学游泳”的照片，就此成为“绝照”。

　　给小平同志拍“办公照”

　　我给邓小平拍过许多照片，至今清晰地记得，有一次，新华社要我拍一张邓小平的办公照，我就去报告卓琳阿姨。卓琳阿姨回头对邓小平说：“我们帮着打灯，绍明来拍一张你的办公照。”邓小平听完，马上回了这么一句：“我从来就不办公，拍什么办公照片！”听似“不近人情”，但这却体现了邓小平的一贯风格，因为他最讨厌形式主义。在日常生活中，他批阅文件并不是坐在办公桌前，而大多是在家中那张木条沙发椅上，或坐或半躺，随看随批。不过，那次在家人的劝说下，邓小平最后还是同意拍了，当时就在他看电视的休息室里，他坐在沙发上，手上就拿着当天的《人民日报》。

　　（：：摘自《我的父辈》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版　定价：４５．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