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都有较大的影响力。本书强调，这两种思潮，并非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水火不容。通过对发达国家现代化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自由主义可以对民族主义起到加倍放大的作用，甚至成为对外战争、推行霸权的助力。

　　自由主义抑或国家至上

　　对先发国家而言，现代化登山已经成功了，本国的自由主义智叟与民族主义愚公不再对立，开始一致对外，打击他国的民族主义。这时，后发国家刚开始登山，本国的愚公精神才发扬出来。如果这个时候听了自由主义智叟的话，停止前进，以为实行了民主宪政，就会自动升到山顶，不是比低头登山的愚公更蠢吗？

　　这是个决定本国现代化成败的重大抉择。有的国家轻信智叟，不再脚踏实地地登山，天天坐而论道。有的国家看懂了愚公与智叟之间的关系，靠铁腕人物实行统治，打断本国智叟的絮絮叨叨，拒绝外国智叟的恶意干扰，继续登山不止。

　　第二种抉择，后来就成了坚持国家至上原则的国家主义。

　　较远的例子，像１９世纪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以德意志国家主义，实现民族振兴。近者如２１世纪初的俄罗斯强人普京，大力打击苏联解体后盛极一时的自由主义，恢复了俄罗斯的国家主义。

　　民主政治引燃战争狂热

　　那么，为什么说自由主义可以对民族主义起到放大作用？这也不复杂。

　　民族主义是一种集体意识，这种意识的强弱，取决于民族内部认同感、自豪感和尊严感的强弱。如果这些感情只是少数人才具有，那么民族主义就很弱小，如果民族中绝大多数成员都怀抱着这些感情，其民族主义就会非常强大。

　　与自由主义相关的民主政治，恰恰是一种让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表达思想感情的机制，天然具有把社会思潮放大的功能。所以在民主社会中，民族主义常常因为民众大规模的卷入而显得异常强大。如果说，非理性的、盲目的民族主义有可能把一个国家引入战争，那么自由民主不仅无法阻止战争，反而会把这个国家进一步推向战争。

　　在英国近代历史上，１９００年的布尔战争期间，就出现过从上到下的战争歇斯底里。当时，英国的军事行动得到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地数以万计志愿兵的支援。不知道除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还能用什么来解释这种狂热？

　　也许，正是因为自由民主与民族主义的这种共生关系，令很多人在解读世界近代史时，坚信他们看到的民族主义建国史，也是一部自由民主运动史。

　　“民主帝国主义”由此诞生

　　美国前驻华公使芮恩施在《十九世纪末的世界政治》一书中说，民族主义，在自由民主的推动下，甚至可以发展到民族帝国主义，它完全不必是政府的政策，纯粹是民族膨胀，或称“外爆”的自然结果。因此，也可称为“民主帝国主义”。

　　不是吗？北美洲、大洋洲、非洲，无以计数的原住民死于殖民征服，若追究起来，他们到底是被西方国家的政府军队消灭的呢？还是被西方民间涌出来的武装土匪淹没的呢？

　　美国人很喜欢歌颂自己的“五月花号公约”，称它为“民主的奠基石”。可为什么就没有人指出来，它同时也是一份“民主帝国主义”文件呢？

　　公约说：“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彼此以庄严的面貌出现，现约定将我们全体组成公民政体，以使我们能更好地生存下来并在我们之间创造良好的秩序。”那么，此约定是不是也同时意味着：为了“我们”能更好地生存下来，并创造良好的秩序，“他们”必须作出牺牲？这些“他们”，在美国的历史上，就包括所有的土著印第安人、非洲奴隶和华人劳工。

　　自由，可以是滥用霸权的自由；民主，也可以是建立帝国的民主。所有头脑清醒者，都应承认其为历史现实。

　　（：：节选自《中国力》，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第一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