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与性侵犯者打交道时，我总是想帮助他们，也认为这份工作很有意义。但多年过去，我已不再相信任何一个性侵犯者……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与很多犯下性侵犯罪行的人打过交道。我接触的第一位性侵犯者吉姆（化名）年近花甲，他总是梳洗得很整洁，看上去特精神。有天晚上，我去他的房间传达上级的指示，不知怎么回事，他的门怎么都打不开，里面也没有任何回音。我用力猛推一下，终于把堵在门口的家具撞倒了。这时，我看到吉姆用绳套勒住脖子，悬在半空中，我迅速跑过去，及时挽救了他的性命。

　　后来我搬到爱丁堡，找了一份看守假释犯的工作。我每天晚上都要待在单位，陪伴我的是８个危险的男人。不过，我从不认为自己的处境有多危险。我非常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人做坏事？

　　在我看来，性侵犯者与吸毒者、偷车贼没有多大区别，他们都有深爱的家人，他们需要人性化的对待，我扮演的角色就是纠正他们的错误想法，保护公众安全。

　　那时，当地一个神秘兮兮的男子经常拿着棒球棒尾随我回家，另一个臭名昭著的性侵犯者让我替他给孩子寄信。作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工作者，这一切都难不倒我。

　　７年后，我在格拉斯哥市的巴连尼监狱得到一份工作。性侵犯者成了我工作的重点。我花大把时间研究那些不堪入目的卷宗：传播儿童色情照片的男人、入室强奸的男人、挤公交车时猥亵女性的男人……我通常坐在Ｄ号大厅里，听他们的辩解。

　　“她的要求超过我的经济能力，所以我生米煮成熟饭……”

　　“噢，她是那么性感……”

　　“我对她的爱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等她年满１６岁，我们会结婚的……”

　　不过，最常见的理由还是“我当时喝醉了”。

　　我试着以专业的角度进行开导，但又要防止被拉下水。“如果我强奸的是你，结果会怎样？”一名罪犯的直接了当吓了我一大跳。我强作镇定——毕竟我在做的是有意义的事情。问题是，我的努力真能让他们悔改吗？我们想尽千方百计，但收效甚微。

　　在巴连尼监狱，我意识到性侵犯者都是些精力充沛的家伙。假如哪一天被释放，他们会不会“重操旧业”呢？渐渐的，我产生了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我真想用尽全身力气，揪住他们的脖子，尖声大喊：“快，说对不起！停止自己的愚蠢行为！”

　　又过了３年，我开始接触案件档案，了解到更多的细节。我最害怕去Ｄ号大厅接受罪犯们的戏弄。一个罪犯甚至嚣张地说，如果我不重写他的假释报告，他就散布我和罪犯上床的谣言。我当然一口回绝了他，然后跑进上司的办公室，要求换别人负责这宗案件。

　　工作中的不愉快慢慢渗透到我的私人生活中。失眠成了家常便饭，白天听到的东西，经常变成一幅幅画面飘过我的眼前：Ｘ抚摸了一个９岁的女孩、Ｙ在两个男孩面前自慰、Ｚ强奸了……我简直要疯了。

　　更要命的是，我还会在外面碰到被释放的犯人。有一天，我和孩子在唱片店里闲逛，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他患有恋童癖，曾在巴连尼监狱待过。我不住地问自己：他是在寻找唱片，还是盯上了我的孩子？如果我知道附近住着一位恋童癖者，我每天晚上肯定会去孩子的房间看看——他们是否睡得香甜？他们是否安全？这样的安全能持续多久？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们怎么办？我变成了一个十足的狂想症患者，性侵犯者们污染了我的精神世界。

　　最近我了解到，吉姆终于刑满释放。在接近退休的年龄，他从监狱走了出来，并最终建立了合法的婚姻关系——和一个１６岁的女孩。

　　我辞掉了巴连尼监狱的工作，现在睡得十分安稳。就在不久前，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又走进了吉姆的房间，看到他把自己吊在天花板上。不过这一次我犹豫着，思考着该不该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