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郑也夫老师的《神似祖先》，感觉还是那样痛快，有直达心底、震撼灵魂的轩敞，大概这就是所谓的醍醐灌顶，没有一丝犹豫就臣服于他的洗练与冷酷，深刻与雄辩。

　　雄孔雀为何有大尾巴

　　《神似祖先》用达尔文的进化论，从生物层面上解释人类的行为。当然，这里的“进化”更多的是适应和演化的意思，不具有通常所讲的“进步”的方向性，而后者，正是作者极力反对的。

　　书中用“雄孔雀的尾巴”来说明这个问题：雄孔雀的尾巴修长绚丽，既浪费能量又容易使自己暴露在天敌之前，如果生物的进化具有“进步”和“完善”的方向性，那么，这么“不合理”的甚至是危及种族存续的特征怎么可能进化出来呢？所以进化的机制不是通俗意义上讲的“从简单到复杂，从不完善到完善”的有向演进，而是遵循另一套原则（或者说机制），那就是“自然选择”。

　　生物的繁衍具有两大基本特征，即遗传和变异，遗传是大概率的，它保持了物种的稳定性，而作为小概率事件的变异又提供了变化的可能性，当生物的某些特征在生存或繁衍中取得了一定优势，即使一开始只是很微小的差别，经过十几代、几十代的繁衍之后，具有这种特征的生物在种群里就会占压倒性优势，宏观上就表现为“被选择”。正是起初在吸引异性上的优势“造就”了雄孔雀这个“不先进”的大尾巴。

　　个性的来源是什么

　　《神似祖先》共２１章。前三章集中阐述理论，之后的每个章节都极力用生物学的知识解读人类及其社会中具体的现象，每每有石破天惊之“怪论”。

　　“个体”这个概念在社会科学中极重要，但很少有人说得清其由来。作者从生物学角度予以说明：个体是有性生殖的生物体才有的现象，分裂生殖的上代与子代共享一套基因，他们之间只有“种性”，没有“个性”；只有那些有性生殖的生物，子女从父母双方各获一半基因，而且每个子女从父亲或母亲那里继承的基因搭配又是不同的，极少重合，造成极少有两个生物体共享一套完全相同的基因。这就决定了有性生殖的个体都有不同的品性，即“个性”，这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体”，而正是这种不可复制性，使得一个个体死亡就意味着它承载的这种“独一无二”品性的终结，这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人类正是这种有个性、有死亡的生物，所以才有“个体”一说。这该是为“个体”概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吧。

　　半饥半饱才健康

　　作者还谈到生活方式导致疾病的问题。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一套适应传统生活环境的基因，也就是“好吃懒做”。人类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面临着食物短缺，所以在有吃的时要尽量吃，能不运动就不运动，这是节能。到了当代，温饱彻底解决，而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好吃懒做的基因不可能马上改变，于是产生了肥胖、糖尿病、抑郁症等“新疾病”，归根到底是“生活方式疾病”。虽然，全书通篇在用“生物祖先”的知识解释人类的行为与现象，指出了人与生物祖先的“神似”，但在这里，作者才正式提出了“神似祖先”的生活方式，他指出，只要像祖先一样半饥半饱，我们就能头脑清醒、斗志旺盛、食欲旺盛，更长寿；只要我们找到祖先狩猎大型动物时那样的强刺激，我们就能克服空虚、无聊乃至抑郁症。

　　“理性设计”未必合理

　　这也诱发了我的思考：既然个体在生物的基本层面上就具备各不相同的品性，各顺本性岂不是一种“朴素”的“自由主义”？既然自然选择基于不可测的环境变化，具有机会主义的本质，是不是我们必须警惕“理性选择”和“理性设计”的泛滥，万一今日“设定”的优势品性不能与明天变化了的环境相匹配，那会是多大的灾难？既然我们绝大部分的品性继承自祖先，无论它们是好还是坏，这都是既定的前提，违反了就要产生新的“疾病”，这何尝不是在诉说一种“朴素”的保守主义？

　　而这一切隐含在漫长进化过程中的“原则”，今天却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本书最后一章“两种进化：生物与文化”，作者详细阐释了他对乐观的“人类做上帝”的忧虑。

　　正如作者开篇就说的，从生物学中获取思想资源，已是国外社会科学家的一种潮流。通读《神似祖先》会发现，书中很多令我们惊叹不已的观点，其实是生物学家多年前已有共识的认知。当我们发现自己对这个成熟学科的丰饶成果几乎一无所知时，如何不惊悚万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