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京剧《红灯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流传很广，它描写了中共地下党员为保护和传递一份密电码与日本侵略者机智周旋、勇敢斗争的故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都曾参与《红灯记》的修改。

　　毛泽东谈结局的改动

　　“红灯年”，１９６３年可以打上这样的标注。

　　这一年，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正在当时的流行读物《电影文学》上刊载，那个时代的文艺青年们经常写信到编辑部阐述自己的想法，这一次则有上万人提出了同样的修改要求。

　　写信的人要求剧本中的主人公李铁梅不能死，《电影文学》的编辑们将这一意见转告作者沈默君，后者随即将结尾改为李铁梅与柏山游击队会和，并彻底消灭前来追赶的日寇的光明结局。有记载证实，毛泽东也比较欣赏改后的结尾，在看完此戏的最初演出时，他曾说：“我原想李玉和一家三口都不要死，否则看了太悲，但那时的情况又确实如此，敌人对我们太惨，很厉害，都改掉了可能不行。”后来的改动中，李铁梅传承革命火炬就水到渠成。

　　这一年，此剧本被长影厂拍成电影，导演于彦夫觉得剧本名字“革命自有后来人”过于直露，于是大笔一挥，去掉“革命”二字，改为《自有后来人》。

　　在１９６３年，这样的故事是新鲜的，此戏一炮而红，成为１９６３年最受欢迎的电影之一。那时尚无知识产权一说，于是各地文艺团体纷纷改编此剧。上海沪剧和中国京剧院的改编本都叫《红灯记》。

　　刘少奇提过修改意见

　　京剧版本在哈尔滨公演后，又恢复原名《革命自有后来人》，演出时轰动一时。曾在东北做过地下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给剧本提了一个改动意见：根据当地铁路工人的住房结构，李铁梅是不能从火炕炕洞到邻居家的。剧情于是改为从后屋的小窗户钻到邻居家院子里。

　　１９６３年国庆节后，在江青的干预下，由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指示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在中国京剧院组成排演现代京剧《红灯记》的演出阵容。

　　《红灯记》按着江青的意思再度改编后，已是大动干戈。到了１９７０年的演出本，地域、关系、部分台词都有重大改动，如：“故事发生地东北改成华北”，“东北抗联改成八路军”……

　　“东奔西藏”改为“东奔西忙”

　　电影《自有后来人》中赵联演绎的李玉和，和一个普通铁路工人没啥不同，而且，他还有个毛病——好喝上两口。银幕形象则是胡子拉碴，不修边幅，有时还常挨母亲训。

　　“电影版”的李玉和颇似真实生活中的工人，但这样的李玉和远远没有高于生活。修改后，李玉和的形象完美无缺，高大、刚健、挺拔，没有一丝缺点。

　　实际上，这种修改并不限于台词，还包括情节、结构，甚至主题。

　　《红灯记》前后改动达２００多次，期间还发动群众参与修改。《红旗》杂志１９６５年第３期刊登了一篇名为《〈红灯记〉的两处修改》的启事，称根据一些读者的建议，对《红灯记》进行两处修改。其中之一是将原来“李玉和救孤儿东奔西藏”改成“李玉和为革命东奔西忙”。文章写道，“广大劳动人民”认为，这一修改不仅使李玉和行为的目的由“救孤儿”的稍嫌狭隘飞跃至“为革命”的崇高境界，而且使他的形象由“东奔西藏”的近乎狼狈变成“东奔西忙”的高大英勇。

　　周总理常去看排练

　　刘长瑜曾在京剧《红灯记》中饰演李铁梅，据她回忆，郭沫若也曾亲自为剧本改词，他把原来一句“不许泪水腮边洒”改成“不许泪水腮边挂”，一字之易，但念唱就显得更加铿锵，更加有韵味了。正因为如此，刘长瑜一直坚持《红灯记》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刘长瑜记得，周恩来总理经常过来看一看排练，发表一些意见，原来剧中反映的是“东清铁路大罢工”，总理建议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京汉铁路大罢工”。

　　《红灯记》的修改一直延续到１９７０年，在这一年出版了演出本。

　　（：：摘自《样板戏史记》　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版　定价：５９．８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