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有名的心理医生加布里尔·洛伦拿起电话，电话那端的男子说：“我手中拿着枪，子弹已经上膛，我要用它崩开我的脑袋。”那是几年前的一幕。洛伦回忆道，他当时告诉那个人马上来他的办公室，但加了一句“你的枪就别跟过来了”。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笑声，洛伦认为这个人能被治好。几年后，他骄傲地看到这个一度徘徊在自杀边缘的病人，获得了一个专业学位。

　　阿根廷人均拥有心理医生人数排名全球第一，在这个弗洛伊德备受尊崇的国家里，现年４７岁的洛伦是成千上万人认定的那个能理解他们痛苦的心理医生，尽管很多同行对他不是那么赞赏。洛伦在电台拥有一档固定节目，还主持过一个名为《心理治疗》的电视节目。在节目中，妙语如珠的洛伦会对躺在长沙发上的名人进行心理分析。从宣传他的演讲行程和畅销图书的广告牌上，人们可以看到他戴眼镜、有胡子茬的脸。每天有约３０人在他的网站上联系他，要求进行心理咨询。有时，他在深夜或凌晨录完广播节目后，还有人在录音棚外等候他。

　　人们给洛伦的待遇就像摇滚明星，这反映出阿根廷人对心理分析的狂热度。研究人员２００８年的调查显示，阿根廷每１０万人中即拥有１４５名心理医生，远多于排名第二的丹麦（８５人）和排名第９的美国（３１人）。心理分析的重要性甚至能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理分布中得到体现：许多心理分析师都居住在一个名为“弗洛伊德公馆”的地区。

　　《潘帕斯草原上的弗洛伊德：阿根廷心理分析文化的涌现及发展》一书的作者、阿根廷人马里亚诺·本·普鲁特金，对自己的研究课题有着第一手资料。在上世纪６０年代，当他还只有６岁时，父母就会每周带他看４次心理医生。普鲁特金认为心理分析在阿根廷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应追溯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人们在愈演愈烈的政治动乱中，渴望营造一个私人生活的避风港。

　　今年３月，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场研究公司ＴＮＳ在全球金融危机之际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显示，曾看过心理分析师的阿根廷人比例达３２％，高于２００６年的２６％。阿根廷人马勒乐·潘查斯基写过一本关于歇斯底里症的书。他说，精神分析是阿根廷人最不愿意放弃的事情之一，他已时断时续接受精神分析有快４０年了。

　　洛伦在阿根廷精神分析师中的名声最大，听众通常会问洛伦关于他们和最重要人的关系——例如他们的精神分析师。一个年轻女性问，她接受心理治疗有４年了，现在感觉很不错，除了一件事情：她的分析师不让她停止治疗。她问道，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停止治疗呢？洛伦告诉她，暂时中断一下可能并不是什么坏事。

　　一个世纪前，阿根廷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现在的信用评级已和玻利维亚一样。吸毒问题日益严重，犯罪猖獗，阿根廷领导层似乎信守着某工会领袖的名言：没人通过工作挣钱。依据洛伦的诊断，阿根廷有着躁郁症的症状，这点在贫富差距中得到了验证。洛伦说，成为头号精神分析大国是阿根廷有幸拥有的少数感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