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０月１８日（星期日）是法兰克福书展的最后一天。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将象征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的一个卷轴，交到了阿根廷驻德大使法伊拉切手中。移交仪式上中国作家王蒙和与两位阿根廷作家一起，朗读了自己的作品。１４日开锣的第６１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落下帷幕。在这５天时间里，共有逾２９万人参观了展览会，参展商们称此届书展是历来最好的一届，虽然人数比去年略少。

　　展出汉语作品德译本１６０种

　　整个书展共举办了３０００场各式各样的活动。如果说，１４日上午以“德语文学在中国”为题、由北京歌德学院院长阿克曼先生为主讲的座谈会，是整个书展的良好开端的话；那么，最后一天德国汉学家、波恩大学顾彬教授关于“三千年中国文学史”的报告，则是书展完美的结尾。可以听出来，顾彬教授对中国文学爱得很深。德国汉学在西方独占鳌头，古典作品翻译之多，之完备，之多样，不是英美国家所能比拟的。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为什么１０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出自德国学者顾彬之手，可敬可畏。

　　中国作为主宾国当然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媒体也借题发挥，褒也好，贬也好，仅书展期间发表的各类有关中国的文章就有５０００多篇，德国第三卫视也办了多场专题座谈。其实，第６１届书展的准备活动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中德双方都作出了巨大努力。中方有关部门有个资助汉德翻译的计划，不仅推荐了十几种中文文学作品，而且视情况还给每位翻译家补助２０００～７０００欧元不等，收到明显效果。著名电器生产厂家博世公司的博世基金会，去年办了一个德汉文学翻译工作室，邀请国内外不少人士参加。法兰克福的书商联合会也办了个促销会，为的是将更多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德文，不少翻译家和出版社的编审应邀出席。但有人认为，现在中国的文学作品大部分很“俗气”，可译的不多。顾彬先生也持相同看法。他在北大讲演时一言激起千层浪，网友群起而攻之。当然，文学作品有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事实是，汉语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超过以往的任何一届书展，书展展出中文作品的德译本达１６０种。书展上，中方出版社与外国出版社共签订了２０１９项合同，涉及中文图书达１３００部。而去年书展上签约成交的只有１０００多项，今非昔比。

　　年轻汉德翻译人才在成长

　　最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一批年轻的汉德翻译人才成长起来，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文学的走向世界，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笔者不禁想起汉德翻译的两位老前辈。一位是卫礼贤（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７３～１９３０）。他本来是来中国教化国人的，后来反而让中国文化给教化了。回到德国之后，他毕生致力于中国经典著作的翻译，四书五经几乎全让他一个人给译了。他的译著经久不衰，时至今日仍然在德国书店的架上。另一位是孔舫之（Ｆｒａｎｚ　Ｋｕｈｎ　１８８４～１９６１），中国有名的几部古典小说都让他一个人给译了。他本来是法学博士，在德国驻华使馆工作了两年，回国后改学汉学，师从柏林大学的汉学家高延（Ｊ．　Ｊ．Ｍ．ｄｅ　Ｇｒｏｏｔ　１８５４～１９２１），读了近１０年之久。当高教授知道孔舫之在翻译不登大雅之堂的言情小说《卖油郎独占花魁》之后，一怒之下便把他的这位弟子扫地出门。这下也好，他死下心，便成了一位翻译家。他几乎以每年一本书的速度翻译着：《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等等。茅盾的《子夜》也没漏掉，但最出名的还是《金瓶梅》，此书后来上了纳粹政府的禁书单。战后，他重操旧业，又以每年一书的速度翻译起来。１９５９年，他把《肉蒲团》译成德文，由瑞士的天平出版社出版。但由于该书插图有伤风化，很快就上了瑞士政府的禁书单。他去世后，该书１９６４年才由一家德国出版社出版。孔舫之是联邦德国十字勋章的获得者，可以说是德国第一位专业汉语文学翻译家。

　　书展本来是为书商做生意而办的，现在成了读书人的文化大聚会。星期五晚上我走出展厅，突然见到阔别２０年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李永平博士。我们紧紧拥抱。他告诉我他正在研究荷尔德林（１８世纪德国哲学诗人，浪漫派的先驱），他旁边站着两位年轻人。一位是田耳，一位是徐则臣。他们要去逛旧书市场。徐则臣送我一本他的新小说《天上人间》。回到家里，很累，想早点儿休息。躺在床上开始翻阅徐的新作。我看书是很挑剔的，我的北京观仍然是区域性的，而徐写的是流动的北京，没想到越看越兴奋，看到夜里３点，一口气竟把书看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