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皇家科学院１０月１２日宣布，将２００９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威廉森。作为一名主流的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威廉森获奖没有太多争议；但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奥斯特罗姆的身份却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于是引发质疑声。

　　传统经济学观点认为，如果公共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管理，便必须由中央政府管理或者被私有化。奥斯特罗姆对此提出了挑战。她通过对鱼类、草地、森林、湖泊和地下水等公共资源的使用管理情况的大量实证研究发现，资源使用者组织经常能找到用于解决利益冲突的决策和执行规则的精密机制，使公共资源得到有效管理。

　　不过她的政治学家身份让经济学家圈子的许多人对她不太熟悉。美国《商业周刊》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１０月１２日在其专栏中坦承，在该奖项宣布前“从未听说过”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政治学家该不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的经济学家对此莫衷一是。

　　经济学家希望是经济学家获奖

　　：：文　史蒂文·莱维特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

　　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当我还在麻省理工学院念研究生时，每年都会有谁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竞猜。连续３年我都选择了奥利弗·威廉森。当时，他的研究对经济学的贡献被认为是观点新颖、不囿于常规——这是经济学家们对他的评价。有趣的是，在接下来的１５年里，我发现经济学家们对威廉森的研究谈论得越来越少，至少在我所在的圈子里是这样。我都怀疑现在大多数的经济学助教可能都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但老一辈经济学家一定会为他今年的获奖喝彩。

　　经济学家对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奖的反应，可能会大相径庭。原因何在？如果你在理论经济学家中做一个调查，问他们奥斯特罗姆是谁，或者是她的研究领域是什么，我猜５名经济学家当中不止一人给不出答案。这样的考试我个人也通不过。我不得不去维基百科查找她的信息，甚至在读了她的词条之后，我也根本想不起来曾经看过抑或听过哪位经济学家曾提及她的名字。她是一位政治学者，不管是她接受的学术训练、还是她的职业生涯，都表明了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她的事实，突显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如此泾渭分明。

　　因此，简单地说，经济学界不愿看到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奥斯特罗姆，甚至比共和党人痛恨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更甚。经济学家希望这是一个经济学家的奖项（毕竟，经济学家都是“自利”的）。以前从没有这样的先例，今年的经济学奖获得者证明，该奖项正在从经济学迈向社会科学，而不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并不是想暗示这一定就是件坏事——当然经济学家也不具备垄断社会科学领域人才的能力——只是这样做，我的同行将不会欢迎。

　　奥斯特罗姆揭示人类协作的能力

　　：：文　爱德华·格兰泽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奥利弗·威廉森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前者论述了看似简单的交易仍然具有很高的成本，后者则证明了表面上难以处理的问题仍然可以解决。

　　对许多行为体都有权使用的、归大众所有的公地而言，注定是一场悲剧。如果在一方池塘里面放养了一些鱼，而又有大量捕鱼者的话，标准的经济预测是这里会发生过度捕捞——因为每个渔民都会尽其所能带走他能捕获的，而不顾这样做会给他人带来什么后果。如果有一块土地，而又有众多牧羊人的话，标准的经济预测是这里肯定会出现过度放牧。这种逻辑似乎明显支持要对此进行监管和干预，但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成果却质疑国家采取此种行动的必要性。

　　在奥斯特罗姆的开创性著作《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一书中，对于如何管理现实世界里的公共事物，作者进行了经验主义的考察。她考察了大量案例，例如瑞士的牧场和西班牙的排水沟，这些似乎总是市场失灵的天然环境。然而，奥斯特罗姆发现，当地组织通过发展各种机制解决了这些公共性的难题。

　　例如在瑞士托拜尔，有一个管理当地公共草场的协会，这个协会已有长达５００年的历史。协会规定，居民在高山牧地放养牛的数量，不得超过冬季牧场能实际养活的牛的数量；外来者不需要申请，因为根本就不会被允许进入。这套系统由居民彼此严格监督执行，似乎到现在运作良好。同样成功的机制出现在日本。

　　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还表明，一些传统社区也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为了灌溉农场，上游农民可能将运河或溪流里的水取之殆尽，导致下游土地干涸，成为不毛之地。在西班牙和菲律宾，这些问题都通过一些设计精巧的系统得以处理，只允许农民在一个固定期限内抽水。这些系统都是由农民和灌溉官员进行监督。在菲律宾，这些官员的土地往往位于水流的最下游，这使得他们对进行监督有着特别强烈的动机。

　　奥斯特罗姆获得的是政治学博士学位，是政治学教授，又曾担任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而且很少在大家都感兴趣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她的获奖似乎证明，诺贝尔奖委员会下决心要将经济学奖授予领域更宽泛的社会科学家，但实际上，奥斯特罗姆的贡献在经济学家中引起的争议比威廉森还要少。威廉森与其他主要的经济学家还有学术上的争议，奥斯特罗姆的实证研究却清楚地证明了制度足以解决许多重要的问题，这对主流经济学而言也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最大的启迪在于给了我们希望：在创造让我们进行集体协作的制度方面，人类有着无穷的能力。

　　悬空吊车与落地吊车

　　：：文　保罗·罗曼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他们是在建造落地吊车，将那些紧扣基本原理的重要理论结构树立起来。事实上，他们几乎总是在操作根本就不存在的悬空吊车，整个理论结构常会因为难以名状的原因轰然倒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之所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她脚踏实地，建筑了一台可以支持各种经济行为的落地吊车。

　　当我在研究生院开始学习经济学时，所介绍的标准作业程序都是操作悬空吊车（即凭空创造理论）的方法和规则。我们常常对“社会空想家们”强加的不同定理进行比较研究，却从不问问实际定理是怎样被采用的。

　　埃莉诺的研究表明，有大量案例可以说明没有监督机构的话，人们也会尊重别人的财产权。经济发展的理论难以解释的最主要挑战在于，监督机构很多时候并不遵守他们强制他人执行的规则。

　　埃莉诺获得的第一手观察资料，来自于她的实证研究，从而为我们指出了完全正确的方向。为了了解为何我们在某些情况下不需要监督机构，以及监督机构在某些情况下为何不遵守规则，我们必须扩大人类偏好的模型，包括可能发生的惩罚他人的滋味。在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中，她形成了与阿弗纳·格雷夫类似的观点（美国经济学家格雷夫将制度定义为“自我实施的对行为的非技术决定的约束”，即所谓的自我实施制度——译者注）。他们比这个行业里的其他任何人要做的好，清楚地说明了经济学家需要遵循的程序；将人们遵循的规则视为自然的结果，并非凭空创造的理论。

　　对于那些沉迷于悬空吊车的人，以及那些在钻研深刻的理论其实只是在假设结论的人，他们对于将人类遵循的规则作为科学研究的目标所承载的意义，即便只是理解都很困难。如果我们不能更深入地探讨这些规则，经济学家将对当今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没有发言权——如何改进那些导致不必要的浪费、损害和痛苦的坏规则。

　　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肯定了埃莉诺在经济学领域一个最深刻问题方面的贡献，这一点值得欢呼；相比那些不分“假设”与“理解”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者”（编者注：经济学帝国主义者喜欢拿经济学里的一些定理、定律来解释现实社会里的种种现象，往往还很成功，这使他们变得很自大，且常常忘记经济学的任何定律，都是以理想状态下的假设条件为前提的，当应用于并不完全满足这些理想条件的现实社会时，常会有偏差），埃莉诺是一个更好的经济学家，我们应该为这位政治学家叫好。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１０月１３日　：：译　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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