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即专门帮助外商进行贸易活动的华人。１９世纪中后期，上海的买办阶层随着租界的发展迅速崛起，与外商之间紧密的利益联系，令他们在客观上成为殖民者手中的侵略工具。同时，在此过程中积累的巨额资本，也为中国民族企业的诞生创造了契机。

　　买办的出现如此突然

　　作为一个应运而生的群体，买办诞生在广州，兴盛于上海。曾任上海道台的吴健彰和杨坊便是典型代表。

　　吴健彰，广东人，曾在广州经商，后成为上海旗昌洋行的大股东。他与西方殖民者的勾结可以用“肆无忌惮”来形容。太平军进攻长江中下游时，他一再为清政府向上海的外国洋行洽购军火，商借兵舰。后来镇压小刀会起义、出卖上海海关主权，他都是直接参与者。

　　杨坊，曾先后任旗昌洋行和怡和洋行买办，发迹后在永安街开办泰记钱庄。作为“洋枪队”的主要组织者，他的钱庄便是其财政支出机构，他本人也因此由经济买办一跃成为政治买办。这样，他才有机会进行保举，使清政府接受洋枪队头目华尔等人为臣民，赏给四品武职。

　　对于买办在租界时期的上海的存在状况，我觉得还是用“崛起”两字最合适。它的出现如此突然，人们还来不及反应，这不可思议的物事便已摆在面前。

　　资本积累催生民族企业

　　买办既已“崛起”，那么必将随之带来一个现象：巨额资本积累。

　　他们在为资本寻找“出路”时，有的将其投入清政府官办企业，成为早期官僚资本的一部分；有的则投入民族企业，转变为民族资本。

　　说起来，这几乎就是一条条循环往复的经济运行链——船可以跑运输，但船需要维护、修理，一些船舶修造厂就次第在黄浦江畔出现了；船修好了，可以投入进出口贸易运营，贸易需要资金，而资金需要调剂、管理，这就需要银行……

　　同样，上海附近有生丝资源，但加工需要机器，机器进口需要运输，于是出现了缫丝厂；成品需要打包，于是又有了打包厂——一批近代企业就这样产生了。

　　当然，即使属于民族企业，他们各自的经历以及发展情况，也是大异其趣的。

　　贫富分化造就种种异象

　　早期的黄浦江上，时常能听到橹声咿呀，这声音是从小舢板上发出的，它们是当时最普遍的过江交通工具。许多人就靠为人摆渡为生。其中有一个少年，他很勤劳也很聪明，在来往于黄浦江两岸时，时常捎带着运售一些食品与杂货。有时，少年的小舢板上也会来一些外国水手，拿一些船用小五金换他手中的商品。

　　换得的船用小五金多了，少年就在虹口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摆地摊出卖。时光流逝，少年变成了青年，并且积累起了资金，终于有一天，他彻底摆脱了小舢板，在百老汇路上开设了近代上海第一家销售船用小五金的顺记洋货号，从此跻身上海第一代民族企业家之列，成为著名的新型五金业商人。此人就是日后创办“澄衷学校”的资本家叶澄衷。

　　这一时期，上海已步入大工业时期，其标志即是洋务工业的出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与“上海机器织布局”便是其代表。一边是工厂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一边是租界街市人来车往的喧嚷，两者交织成了当时上海租界特有的景观。

　　这两者间的不和谐，突然让我想起了英美烟草公司的大买办郑伯昭。此人每年到手的佣金达５０万两，却偏偏是个视钱如命的守财奴，每天晚上打开银箱数钱又增加了多少，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乐事。不过，和莫里哀笔下的吝啬鬼不同，郑伯昭固然爱财如命，但也很讲究“消费”，可以一下子从北京购买许多昂贵的紫貂皮分送洋人作圣诞节礼物；家中有私人泳池；光是养在身边的狼狗，一天就要吃掉几十斤肉……

　　想象着郑家庭院深处传来的阵阵喝酒碰杯、猜拳划令声，以及大快朵颐后连连向主子献媚的犬吠声，我耳畔仿佛又出现了毗邻的租界马路上，贫苦人民阵阵撕人心肺的哀鸣。

　　（：：节选自《畸形的繁荣——租界时期的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０９年８月第一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