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储蓄率高企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奇怪论断，竟在西方媒体频繁出现。该种观点认为，亚洲国家的高储蓄率给全球带来了大量现金，压低了利率水平，从而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作用。７月４日在北京举行的全球智库峰会上，亚洲官员和学者回击了“储蓄过剩引发本轮金融危机”的说法，认为美国松懈的金融监管才应当承担大部分责任。

　　美房市泡沫怪罪中国储蓄率

　　泰国前政府官员、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秘书长素帕猜在全球智库峰会上表示：“西方国家的意思就是，亚洲国家资助了全球其他地区的廉价消费，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他说，这是又一个必须被驳斥的理论，亚洲国家并没有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

　　有关“储蓄过剩”的说法，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于２００５年率先提出的，当时他还未出任美联储主席一职。他认为，亚洲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的过剩现金，推动了全球利率水平走低，激发了高风险投资。布什政府的经济官员后来也赞同这一观点，认为这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

　　而批评“储蓄过剩”说的人士认为，这种说法只是将美国决策错误的责任推给了其他国家。持支持意见的人士则回应道，中国巨额贸易顺差（中国高额储蓄的一个反映）显然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实际影响。中间人士则说，无论是否认“亚洲储蓄对美国储蓄短缺起了弥补作用”的说法，还是“将全球失衡问题怪罪于亚洲储蓄过剩”的说法，都很愚蠢，危机是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素帕猜认为，亚洲和美国之间的真正差异在于，美国消费者大量借贷以供开支，而亚洲消费者没有这样做。他说，亚洲的消费水平“正常”，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４０％左右。他承认中国家庭消费相对较低，约占ＧＤＰ的３６％。但他表示，那是因为投资和出口方面的增长非常强劲，而不是由于消费疲弱。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会上发言时说，中国的储蓄率确实需要降低，消费需要增加。但他认为，过于重视储蓄不平衡这类“宏观”问题，就有可能忽视金融监管这类“微观”因素。

　　周小川强调，这次危机是始于华尔街。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微观层面的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包括会计准则问题、信用评级机构、资产证券化和金融机构贷款发放标准宽松问题等。他同时表示，国外对中国高储蓄问题的研究不够，因为中国近年来储蓄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并非家庭储蓄，而是来自净利润形式的企业储蓄。

　　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刘遵义说，中国贸易顺差不会是导致美国房市泡沫的原因。他说，到２００５年，中国才出现大量贸易顺差，跃升至ＧＤＰ的５％左右，此前几年都约２％。尽管美国房价是在２００６年达高峰，随后开始下降，中国贸易顺差正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大幅上升，但刘遵义表示，美国房价上升和随后的崩溃，与中美储蓄率之间的差别无关。

　　美学者又说娶媳妇致高储蓄

　　其实早在全球智库峰会召开的前一个月，美国两位学者的最新研究就已将公众注意力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储蓄率过剩”的观点上来，不过这次的角度更“新鲜”。

　　多家西方媒体大篇幅介绍了这两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魏尚进和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张晓波发现，由于中国新生男婴数量远超女婴，而生了男婴的家庭为让孩子将来能娶妻买房，纷纷增加储蓄，导致中国储蓄率大幅提高。美国《华尔街日报》还进一步将中国储蓄率上升与美国住房和信贷泡沫相联系，并再次援引伯南克“储蓄率过剩”的观点，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储蓄率上升压低了全球市场的利率水平，支撑了美国创纪录的住宅建设和房价上涨。

　　这两位学者提出的观点很有“创意”，此前尽管有不少研究对中国性别比失衡提出警告，但把这一社会问题与储蓄率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还是头一次。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统计数字，新生婴儿男女正常比率是１０６∶１００，在１９８０年时，中国新生儿性别比例符合这一自然比率，但此后一路攀升，到２００７年已达１２４∶１００。

　　两位学者通过对不同地区的人口数据和储蓄率数据的研究发现，在中国那些青年男女性别比失衡高的地区，储蓄率也会更高。而且，在男女性别比失衡的地区，有儿子家庭的储蓄率会更高。他们认为，这是因为有男孩的家庭感受到了巨大压力，纷纷展开存钱竞赛，以便增强儿子在未来婚姻市场的竞争力。据他们的研究，１９９０～２００７年，婚前年龄段（７～２１岁）男女性别比例从１０５∶１００上升到１１４∶１００，从而导致储蓄率上升６．７％，占家庭储蓄率上升的４８％。（编者注：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７年的调查显示，全国男女比例为１１９．５８∶１００，其中农村地区为１２２．８５∶１００。）

　　虽然该研究报告主要提供的是从中国大陆收集的证据，但他们称研究结论原则上也可适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他们说，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新加坡和印度等男女性别比明显失衡的经济体，碰巧也有很高的储蓄率。

　　尽管这两位学者做了严密数据分析，男孩家庭竞争性储蓄也可能对中国储蓄率上升产生了影响，但要说储蓄率上升有近一半是由这一因素导致，无疑是夸大其词。更何况，农村男孩结婚前一般都会盖新房，这时的储蓄往往都会消费掉，从而拉动内需。两位学者似乎有意无意忽视了这一点。有学者也就此表示，过去３０年，中国社会处于高速变化之中，家庭储蓄率的上升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为娶媳妇而储蓄的习惯其实历来如此，并非近几年。

　　中国高储蓄来源更多是企业

　　从传统经济理论来看，居民储蓄的目的，一是为未来（如养老、住房）储蓄；二是为应对不确定性风险增加预防性储蓄；三是与特定经济发展阶段有关，比如当人均ＧＤＰ为１０００～３０００美元时，多国都出现了储蓄率上升现象。

　　储蓄率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种，宏观储蓄率是居民、企业、政府三者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而微观储蓄率是指居民储蓄占居民收入的比重，从中可看出居民储蓄与消费变化的趋势。

　　中国宏观储蓄率从１９９２年的３６％升至２００７年的５１％，其中居民储蓄基本稳定在２０％左右，政府储蓄从４．４％上升到８．１％，企业储蓄从１１．３％涨至２２．９％，反映企业盈利状况大幅提高，也显示中国企业融资困难，企业发展更多依靠自我积累。西方所说的中国“储蓄率过剩”（储蓄额超过投资额），自２００４年以来大幅上涨，与中国外贸顺差大幅增加时间十分吻合。

　　就微观居民储蓄率而言，储蓄占居民收入比重从１９９０年的１５％升至２００６年的２３％，宏观居民储蓄率稳定而微观居民储蓄率上升，反映百姓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下降，而政府和企业所占份额明显上升。这恰好印证了周小川在全球智库峰会上的观点：中国高储蓄主要来源是出口企业而非家庭，人民银行的作用主要还是被动地把外贸顺差转化为外汇储备，保持汇率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