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力谍报活动屡屡受挫，美国中情局不得不改用技术手段搜集情报。为此，它不惜代价对苏联在东德的通讯实施窃听，并直接主持新型间谍侦察机的开发工作，从而引发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特工与巧械之争”。

　　挖地道偷听苏联通讯

　　由棒球手改行当特工的沃尔特·奥布赖恩，在柏林基地总部翻拍从东柏林邮局偷来的文件。文件中提到苏联和东德官员使用新的地下通讯电缆。这次情报收获演变成“柏林通道”计划。

　　这条在当时被视为中情局最大成就的地道，其构想来自英国情报部门。后者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在维也纳用地道偷接苏联电信缆线。然而，摆在柏林工作站面前的三大问题是：中情局是否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挖出上千英尺长的地道，深入东柏林，准确接上那条埋在地面２７英寸下的电缆？挖出的数千吨沙土如何处理？有什么名目可以掩饰在脏乱的贫民区进行的工程？

　　杜勒斯和英方情报首长辛克莱爵士，在１９５４年夏定下行动计划：在贫民区盖一幢面积有整条街那么大的建筑，屋顶设有天线——这是障眼法，想让苏联人误以为它是个接收无线电信号的情报站。以此为掩护，美国人挖一条地道，向东直抵电缆下方，再由英国人依维也纳经验，在地道末端凿个垂直的竖坑，安上窃听用的接头。

　　地道在次年２月完工。同年５月，情报开始流入，内容包括苏联在德国与波兰的兵力部署、莫斯科国防部的消息、苏联在柏林反情报业务的组织，以及数百名苏联情报官员的姓名或掩护身份。因为人手不足，这些花６７０万美元换来的消息，拖了好几个月才翻译出来。有人得意地声称：“在情报工作方面蹒跚学步的美国，竟有能力给公认的情报大师苏联主动一击。”

　　中情局万万没料到，地道维持了不到１年就露馅了。其实，克里姆林宫从第一铲泥土还没翻过来的时候就知情。揭露地道计划的乔治·布雷克，１９５３年就已打入英国特勤机关，由于苏联担心他暴露身份，让地道运作１１个月后才大张旗鼓地揭露。时至今日，此事中的诸多疑问仍然未解：例如，既然莫斯科有所察觉，它会不会故意提供假情报呢？

　　间谍飞机没抓住重点

　　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詹姆斯·吉里安的一份报告，被视为科技占上风以及旧式谍报手段黯然失色的开端。报告提醒白宫：“我们在俄罗斯进行传统秘密工作所得的重要情报少之又少，但我们可以运用最先进的科技改善情报效益。”他敦促政府建造间谍侦察机和人造卫星，飞到苏联上空拍摄照片。

　　这种技术指日可待。其实，这两年来杜勒斯一直忙于秘密行动，没有注意１９５２年７月由局内同僚提出的一份备忘录。当时，主管情报的副局长贝克尔就建议发展“卫星侦察器”——以火箭发射电视摄影机，从太空深处侦察苏联。

　　１９５４年１１月，柏林通道工程仍在进行，吉里安和杜勒斯联袂晋见总统，取得建造Ｕ－２间谍侦察机的许可。此种机腹装有摄影机的动力滑翔机，可让美国的耳目深入“铁幕”后方。但艾森豪威尔在批准的同时，也做了不乐观的预言：“准会有一架被逮到，届时就会有一场政治风暴。”

　　杜勒斯把造飞机的工作交给迪克·比斯尔。此人虽对飞机一无所知，却很有技巧地成立了一个秘密官僚机制，遮掩Ｕ－２计划。几年后，他在中情局新人训练班上自豪地说：“本局是美国政府隐私的最后庇护所。”

　　志大才疏的比斯尔看不起人力谍报活动，对情报官们越来越不屑。双方从行政对手变成死对头，引起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特工与巧械之争”。比斯尔把Ｕ－２看做能给苏联主动一击的武器——若莫斯科无法防止其入侵领空，单凭这点就足以重挫苏联的自尊。他要求中情局官员组成一个秘密小团体主持该计划，并让负责情报协调的助理局长詹姆斯·雷伯决定，Ｕ－２到苏联该拍什么照片。不过，最后的侦察要求往往取决于五角大楼：苏联有多少轰炸机？多少坦克？多少核武器？

　　雷伯在晚年回忆道，冷战心态阻挠了拍摄其他目标的构想，“我们关注的问题不对。”倘若中情局实施对苏联民生领域的侦察，就可以早点知道俄国人连民生必需品都无法生产，他们的经济很弱。冷战的决定因素在于经济而非军事，这一点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节选自《中情局罪与罚》，海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一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