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湘潮》杂志、《齐鲁晚报》、新华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报道，薄复礼是红军的俘虏，起初一直在红军看管下随部队行进，曾逃跑并被当地群众抓获。后来，亲身经历了长征的他被红军深深打动，成了红军的朋友。

　　红六军团扣留瑞士传教士

　　据报道，在红一方面军主力从赣南闽西根据地开始长征前，红六军团在军团长萧克、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政治委员王震率领下，从湘赣根据地出发，开始了艰难的西征。一路上，他们经历着残酷战斗，缺医少药、欠粮短米，每天都徘徊在死亡线上。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初，红六军团进抵贵州黄平境内，无意中发现了一男一女两名不明身份的外国人，红军战士当即将他们押到军团部。此二人是瑞士传教士薄复礼和妻子。第二天，红六军团进驻旧州，又遇到了几名外国传教士，他们是新西兰人海曼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还有一名加拿大妇女。

　　如何处理这些外国人，萧克、任弼时等领导人进行了研究，决定无条件释放妇女儿童，其他人则是有条件地释放，条件是教会必须为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和经费，也可以用弹药、无线电零件等代替。

　　由于教会不能按照红六军团的要求将物资送到，薄复礼和海曼只能随红军长征。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下旬，红六军团到达黔东，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在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等人的领导下，红二、六军团向西进发，经黔西、滇东，北上四川。

　　红军走过的道路漫长而崎岖，有沟壑纵横的深山，有水流湍急的河流。有时要顶着烈日，有时又要冒着雨雪。与敌人残酷的战斗接二连三地发生，无数红军战士倒毙在路途中。在这样的环境中，薄复礼却看到了一支纪律严明、英勇无畏、乐观向上的军队。他描述说：“红军战士除了忙于打草鞋、补衣服之外，还抓紧时间学习文化知识。”

　　作为一个被扣留的外国人，薄复礼受到红军的管制，也受到了许多照顾。他走不动路的时候，红军为他提供骡马；红军改善生活的时候，他也能吃上难得一见的牛肉。

　　然而，薄复礼毕竟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苦，他想到了逃跑。一天夜里，他趁看守他的战士不注意，与海曼一起逃进了深山，不久就被当地群众发现。

　　１０块银元当路费

　　红二、六军团离根据地越来越远了，处境也越来越恶劣。年近４０岁的薄复礼身体开始不支，胃疼、心动过速、高烧接踵而至。红军战士用温和的语言鼓励他继续前进。可几天后，薄复礼出现了昏迷症状，战士们不得不用担架抬着他走。

　　１９３６年３月下旬，部队进入了云南，薄复礼的病情有所好转。一天，他正在晒太阳，远远地看见萧克和警卫员走过来。萧克一见面就说：“我们决定区别对待外国人，你是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同中国没有订立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立租界，所以，我们决定近期释放你。”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令薄复礼十分激动。

　　几天后，部队向昆明进发，到达一个小镇。萧克再次找到薄复礼，告诉他红军立刻释放他，希望他以后不要做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并吩咐人给他１０块银元当路费。第二天清晨，薄复礼从梦中醒来，感觉周围一片寂静，起床后发现，红军已经在夜里转移了。

　　此后，薄复礼到昆明与妻子团聚。在此期间，他写成了《神灵之手》一书。书中没有像国民党媒体那样称红军为“土匪”、“强盗”，而是称红军“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着其真理”。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薄复礼夫妇离开中国，开始周游世界，抗战期间又到中国，在贵州盘县传教，直到１９５１年离开，最后定居于英国曼彻斯特。薄复礼自豪地说：“（长征）１８个月的艰难困苦是我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薄复礼于１９９３年去世。　　　　　　（：：王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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