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谢西班牙文、数学、英文老师，他们让我“过”，我也没有浪费他们的“心”。

　　来算算吧……幼稚园的时候，脑子里的老师好像都是广告画上出现的路人，只有身体在动，没有面孔，真可惜！１９５８年我上小学一年级，级任导师姓汤，对我们很好，再加上这个姓，算记住了，个子不高，女的，４０多岁吧。小学二年级就转学了，听说这个学校比前一个好，升初中的比例较高。二年级的导师李罔市，听这名字就知道是台湾本地人，个子高，日本味很浓，有正义感。

　　有一次下课的时候，我们跟隔壁班打架，我冲在最前面，小拳乱挥，挡者披靡。我哪里会打架，只是没想到情势会发展成这样，几十个小朋友就在窄窄的走廊里冲过来，喊过去，起哄。我正在神气地打着，不知道从哪里丢过来一颗石头，正好打在我的额头上，接下来只记得：上课了，全班同学都是站着的，我一个人在哭，哭得泣不成声，委屈啊！

　　李罔市老师一边替我这个外省小孩揉着头，一边对全班说：“你们太不团结了，让李立群一个人在前面冲……”言下之意是我“没错”，还是为了班上的荣誉等，听了实在太让人安慰了。

　　李老师对我这个外省子弟不嫌弃，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爱的教育：自然而然的，默默的，就让我记得一生。希望李罔市老师终身幸福、健康。她今年大概不到７０岁，想当年，那是一个多年轻的时代啊！邓丽君才６岁，《绿岛小夜曲》和《望春风》正流行……

　　时光匆匆，自己的学业欠佳，跟老师的互动也就不多，留下的印象自然就不深刻。到了上海专的时期，老师给人的感觉越来越“印象派”。

　　一位西班牙语老师，姓什么我都忘了，人瘦瘦高高的，很情绪化，有一天上课的时候，他拦截到一张同学们正传阅的照片，是我在码头空手劈砖头的照片。他拿到手上一看，“哎哟”了一声，就问：“这人是你们班上的同学吗？”大家自然说是我，老师惊讶到几乎佩服的地步，兴奋地说：“这是中华文化呀，太了不起了！”于是当堂宣布：我给他西班牙文“过”！我的西班牙文真的这么过了，这样的老师，你能不记得他吗？手劈红砖就算是中华文化了，真是惭愧，惭愧到西班牙去了。也难怪我的西班牙文，到今天也只能说“谢谢”了。

　　数学老师东北口音很重，长相气派，像个将军，不苟言笑，但是上课偶尔会迟到，每迟到必给学生好处。比方说有一次他迟到了２０多分钟，人来了，班长叫完起立、敬礼、坐下的口令，他立刻举起右手，很干脆地对大家说：“上课下课同时举行！”转身很酷地走出教室，有的同学高兴地在后面大喊：“老师谢谢啦！”老师头都不回一下，显然事先已经设计好了。

　　还有一件事，仍旧是他。我是海专第五届的，毕业典礼上，我代表毕业生致辞。海专学生一向不屑、也不善于这类事。我当时已经在校外与别的大专学生组成了“中国青年剧团”，演出过几十场舞台剧了，致辞难不倒我。当天，我中气十足、抑扬顿挫、语调流畅地，阳刚中带有柔情，把现场的师生都给震惊了一下，留下一个算是美好的句点。

　　第二天，我又夹着书包去学校补习数学。毕业致辞的是我，没能毕业的也是我。东北老师在教师休息室和别的老师喝茶聊天，我正好听到他们聊起昨天的毕业典礼，还正好聊到那个致毕业答词的学生：“哎呀！他致得太好了，海专没有这样的学生，真好！”正夸我呢，我就进来了。“哎！你不就是昨天致辞的那个同学吗？”我说：“是。”

　　“你今天来干什么呀？”

　　我苦笑了一下：“我今天是来补修您的数学。”

　　“啥？你的数学没过啊？”

　　再苦笑一下：“是的。”

　　“那怎么行呢？我从来没听过这么好的毕业答词，我给你‘过’！”哎呀，我听到“过”这个字“如雷贯耳”，可是依然惭愧又不安地问老师：“可是还没有考试呢？”老师爽朗地说：“你放心，我记在本子里了，现在就过，你明天不要来了。”我叩头如捣蒜般地离开了办公室，偷瞄了东北老师一眼，他笑得比我还灿烂，笑得好气派，像个将军，说不定他就是个将军。

　　还有一位英文老师，只是因为我听了他的话，礼拜日去参加了基督教布道会，与大家一起祈祷了一次，他就让我的英文“过”！

　　天哪！再说下去就不好意思了，怎么说，我还是感谢西班牙文、数学、英文老师，他们让我“过”，我也没有浪费他们的“心”，都放在表演学习里了，这不是到今天还在“发扬中华文化”吗？感谢主。

　　（：：台湾《读者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