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押在战犯管理所的大多数国民党军政要员，都能虚心接受改造；不过，也有少数人以为表现得越“左”就越“进步”。

　　“假积极”们想投机取巧

　　在重庆战犯管理所时，我是很受人注意的。本人虽然是在快解放时才当上“云南游击总司令”的，但还是被列入总司令这一级的范围，处处都得留心点，怕被那些“假积极”作为靶子来射击，以表现他们比别人“思想进步”。

　　我一到北京，心头的包袱立刻放了下来。这里当过总司令、集团军司令、兵团司令的大人物多的是，我就成了一般“群众”了！大多数人比较正派，不斤斤计较一言一字的得失，老老实实地学习。但还是有极少数的人，以为只要敢于揭发、斗争，就会很快得到信任，而且认为越“左”就越能表现“进步”。

　　曾任国民党５１军军长的某公就属于后一类人（顾及其亲属的颜面，这里隐去姓名）。有一次，他在学习发言中，不知怎么竟得意地称：自己在解放前，“对国民党的仇恨比对共产党胜过十倍！”立即有人“叮”他一下：“此话当真？”“一点没错！”大伙便像连珠炮一样质问他，既然当时就有那种思想，为什么不投降起义，而要顽抗到最后才化装逃走，被解放军活捉了还不敢立即承认自己是个军长？

　　这些话他都答不上来。当然，“假积极”这顶帽子他是死也不肯戴的。经过一天一夜的深思熟虑，他终于又编出一套“恨国民党胜过恨共产党”的所谓理由。

　　国民党军长说恨国民党

　　第二天，他哭丧着脸，也可能是事先在手帕中浸上一些生姜汁，一抹脸，居然挤出几滴眼泪来，像个饱受委屈的小媳妇。他说，由于他带的部队是“杂牌”，一向受中央嫡系部队的歧视，打仗挡头阵，驻防却是在最差的地方……下面有同学知道他过去情况的，想趁机揭他的老底，便主动要求来说明此君为什么会恨国民党。

　　原来，５１军原来负责防守长江一小段，解放军渡江后便奉命调到上海驻防。这位军长的确是有点委屈，可为什么他还愿意再去冒险呢？原因在于，他以为调到上海后，可以大大捞上一大把后出国当寓公。反正上海迟早守不住，只要手中还有枪杆子，不愁没有发横财的机会。所以再受气，也得忍气吞声不放弃这个天赐良机。

　　出乎意料的是，他把残兵败将好不容易拖到上海后，上海防守司令石觉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却命令他率领残兵去接替３７军罗泽闿部在白龙港一带的防务。这等于当头给他泼了一瓢冷水：去吧，那里除了海水和沙滩，什么油水都没有；不去吧，军令如山，又怎敢说半个不字？

　　驻防白龙港才４天，解放军便包围过来。几千没头苍蝇似的士兵一哄而散，他本人也落入了解放军手中。后来，当他与其他被俘的高级军官关在一起时，有人告诉他，不但汤恩伯、石觉等跑了，连３７军的罗泽闿都在混乱中弄了不少的钱，逃到台湾去了。他了解到这些情况，顿时破口大骂石觉、汤恩伯等害他太甚——要是在上海市区驻防，他自己不也和罗泽闿一样到台湾去享福了吗？

　　管理员宣布结束对他的批判

　　看到有人能证实他的确骂过国民党的高官，这位军长仿佛像落水人抓到稻草一样高兴。但许多平日不爱乱讲话的同学，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为了个人利害而恨透几个人，不等于他恨国民党，他反共反了那么多年，这种自欺欺人的手段，只能证实他极不老实而已！

　　一贯爱抓住别人小辫子不放的人，给别人抓住了自己的小辫子，这滋味自然是不好受的。这位军长不怎么高明，一味和人胡搅蛮缠，结果越这样越过不了关。一连三天，他正感到气馁时，管理员突然宣布结束对他的批判会，告诉他：对于同学们的帮助，不应当采取对抗的态度，要虚心一点，考虑别人为什么要那样提意见。

　　他听到这些话，真是喜出望外。我翻了翻那几天的日记，把他接下来说的、最好笑的一段话记在下面，权当本篇的结尾吧：

　　“开始我说我恨国民党胜过恨共产党，你们批斗了我三天，说我不老实。今天，事实证明我的话不但是对的，而且应当提高一步，因为批斗我的人，都是国民党人，而帮我解围的，却是共产党人。我今后应当说，我永远恨国民党，永远爱共产党！”

　　（：：节选自《囚徒：沈醉讲述高墙内的战俘生活》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１月第一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