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沈醉曾任国民党陆军中将，解放前长期供职于特务机关“军统”。１９４９年底，沈醉在云南被捕，后以战犯身份被送往北京接受改造，１９６０年获得特赦。在这部回忆录中，作者以诙谐幽默的文笔重现了高墙内的酸甜苦辣，展示了上百名国民党军政要员不为人知的一面，揭开了他们人生“１８０度大转变”的真相。

　　熟人再会　悲喜交集

　　１９５６年，战犯们从各个监狱、劳改农场和看守所调集到一起的时候，许多熟人一见面，无不感到悲喜交集。因为在国内战争中，国民党军队纷纷被击溃后，被俘的高级军官大都分别囚禁在不同地区。还有些被关在同一监狱的单人房内，邻居是谁好几年都不知道；所以一旦见面，无不兴奋异常。

　　一些先到的，看到后来的熟人，见面第一句话便是用惊诧的口吻高叫一声：“你也来了！”有的见了老朋友、老同学和老同事、老长官、老部下，还禁不住很关怀地说上几句：“真想不到你我还能见面！”或说一声：“想不到我们都还能活着！”

　　说这些话的原因很简单：在１９５１年镇压反革命的高潮中，被俘的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很多被枪毙了。当时谣言很多，我曾看到上海出的一本《人名字典》，说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因为在淮海战役中施放毒气，又是中共公布过的战争罪犯，所以在被俘后，便被“镇压”了。

　　因此，当我１９５６年被送到北京功德林管理所时，看到他居然还活着，感到很惊诧。后来看到谣传“已被共产党枪决”或“惨遭杀害”的康泽、范汉杰、廖耀湘等一大批“死去了”的人时，几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官越大，待遇越好”

　　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各个地方的待遇和管理办法原本都不统一。自战犯管理所成立，由公安部直接领导，并负责对战犯进行教育改造后，便完全一致了。首先是提高生活待遇，各地都是１６元一月的生活费，只要不离开管理所，就可以不再锁房门，互相间能自由往来和交谈，脚镣、手铐也统统去掉。规定的作息时间也比较合理，每星期可以看一次电影；最使人高兴的，还是伙食费比一般犯人高了一倍。

　　我在重庆的四川省公安厅第二监狱（对外称训练班）时，附近许多人，看到我们厨房每天采购那么多的荤菜，非常羡慕。因为当时四川物价低，１６元一月的集体伙食，可以每餐一荤一素；除了鱼、肉、蛋外，还常常买鸡鸭等。加上集中后都发了新的服装，还可以在附近一定范围活动，许多没有找到合适工作的人和收入不多的人便去打听，这是一个什么训练班？有的还直接来询问要什么条件、什么手续和什么单位保送等，才能早点进去。

　　直到后来一些人发现，在这里的受训人员中，有过去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兵工署稽查处处长廖宗泽，以及四川军阀中当过什么司令、参谋长一类的著名人物时，他们才恍然大悟。很多想去的人便说：“难怪我们条件不够，这辈子也没法创造出这种条件。和这些人在一起，吓也把我们吓坏了。阿弥陀佛！请我也不敢去了。”

　　“首长们”也讲私交

　　原来我们都以为共产党不讲私交，后来发现并不是绝对的。有一次，中共高级军事领导人陈赓到重庆看守所，看望他在黄埔第一期的同学宋希濂等人，并请他们吃饭。贺龙元帅也去看过我们，并问过我们生活怎样，有什么困难？和我同监的郭仲容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令部派驻八路军的联络参谋。认识郭仲容的一些在延安工作过的人，一到重庆总去和他聊上几句。

　　有天中午，有一男一女来看郭仲容，见他睡了，没有叫醒他便走了。他们刚走，郭忽然醒了，知道有人来过，就赶快站在窗口大叫：“请那位男先生回来！”一会儿，管理所的人便来责问：“你乱叫什么男先生？”郭回答说：“我们不能和你们一样称呼他为同志，不叫先生又叫什么？”那位干部便告诉我们一个新名称：“首长！”

　　凡是来看望我们的“首长”，多半都是中共的高干，他们都很客气，也不装模作样，大都是和颜悦色地谈上几句，有安慰、有勉励，很少板起面孔。相反，那些年轻、党龄短的中下级干部，对我们却是以“左”的面貌来表现出他们的阶级立场，如果不板面孔，好像就不足以划清和我们之间的界限似的。我们这些人也不解他们越“左”越好的心理，遂相应报之以“不理”。

　　（：：节选自《囚徒：沈醉讲述高墙内的战俘生活》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１月第一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