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来贵州的第一年里，我就不得不去了两次医院，并呕吐了无数次。一切都源于当地的辣椒——我至今都没适应。当地人每次问我“习不习惯”时，我都回以“还没有”。事实上，这一问一答之间，其意义早已不再是吃东西这么简单，因为它影响了我对自己“美国个人主义者”身份的确认。我现在很想弄明白，为什么自己在一个地方待了这么久，却仍对此处的文化和语言知之甚少？为什么自己无法适应这个新家？

　　社交活动总让我充满兴趣，而在中国，这一活动尤其令人着迷。最典型的情况就是，当遭遇了某种奇异境况后，我总要对它进行分析，并试图找出疑问所在。中国学生们总说“你想太多了”，可好奇心早已是我本性中无法剔除的一部分。于是，我开始留心中西双方的交往活动，并最终发现彼此的行为都是有自身文化依据的，即：中国信奉集体主义，而我们奉行个人主义。

　　虽说理解这个道理，但我还是搜集了１０种令人颇为受挫的情形，并打算找机会把它们提出来，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更好的交流。由于我的工作之一是美国和平队的一名志愿者，目的是帮助中国人更好了解美国文化。所以我决定举行一次演讲，向人们介绍美国文化对我们的日常思维及行为方式，起了怎样的作用。

　　演讲对象是我教授英文的当地一所师范院校的一些英语老师，尽管我们在工作时间常碰面，但彼此并不太认识。有些曾在办公室和我讲过话，有些则担心（和我说英文）会很丢脸。尽管他们教的是英语，但只有一小部分留过学，而在剩下的老师中，甚至有人说的英文是有语病的。

　　演讲一开始，我就说到：“这次演讲是有关文化差异的。我与大家分享的这些让我有些不舒服的情境，都源于文化差异。所以与其费力去刨根问底，还不如花更多精力去细心领会其中的意味。”

　　之后我列举了几个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例，并说明它们让我觉得不舒服的原因。“比如：学生们看到我在办公室里用电脑时，会问‘你在做什么’，并围在桌边盯着电脑屏幕。这会让我不舒服，因为我觉得他们没有尊重我的隐私。”老师们表示理解，有些还做了笔记。

　　“还有，当我正在用中文和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聊天时，路过的英语系学生会停下来帮我翻译。对他们的帮助，我感到很困扰。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种主动提供的帮助，破坏了我们美国人‘自我依赖’的信条。而且，那个学生之所以提供帮助，其言下之意很可能是‘你的中文显然无法应付这种状况’。”这时有老师插话说：“学生其实想做的是……”我打断了他，继续谈另一个例子。但老师们的身体语言显示，他们有些紧张不安了。

　　“我在街上时，有人会冲我大喊‘ｈｅｌｌｏ’。但他们并不是冲着我的正面，而是在我背后。每次喊完后，还总伴随有他们和伙伴们的哄堂大笑。每当那时，我都特别不自在。因为那涉及美国的一种价值观：人人生而平等，我们应当平等相待。在中国，如果人们是用‘你好’来打招呼的话，那我们想听到的也是‘你好’二字。”

　　接下来，我把其他几种让我不舒服的情景都一一作了说明，在场的老师们在椅子上表现得越发不自然。直到最后，我同意大家各抒己见时，大家纷纷开始阐释以上情景在中国的合理性。“学生们只是更懂礼貌罢了。”有人喊道。

　　演讲当中，我还明白了一点：不能对中国文化直接提出批评。因为在演讲刚开始时，我曾对中国人的交往方式直接给出“否定”评价（希望能激发人们对问题的思考和讨论），结果导致人们误以为我所说的就是本意（我的初衷绝非如此）。因为我忽略了一点：美国文化允许我们在演讲中“直言相告”，但在中国不是这样。我原以为他们能在演讲中接受这种方式，但结果事与愿违。“你不觉得西方文化太冷漠了吗？”一位老师曾提问。这显示出他完全误解了我此次演讲的目的。

　　在整个演讲过程中，我都没能发现有关文化差异的令人乐观的观点。虽然我深信有些地方是我做得不对，但最重要的还是我没搞清楚中国人之所以那么做的原因，就好像老师们不明白我为什么对那些事情感到愤怒一样。

　　（：：本文未经《青年参考》报授权，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