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崛起的成就已获得广泛肯定，但“中国崩溃论”目前在西方仍有市场。改革过程中积累的诸多社会问题，是否会成为动乱的导火线？中国政府需要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避免“朝代轮回”的历史周期率重演？通过对中国政治体制运作状况的实际观察，作者给出了自己的分析。

　　１．诸多社会问题不容回避

　　中国的社会问题的确十分严重。中国的采煤业是世界上死人最多的。仅２００５年就发生严重矿难２９００余起，死亡近６０００人。煤炭需求旺盛，价格飞涨，矿主只想赚钱，置安全生产于不顾，于是瓦斯爆炸、坍塌冒水之类事故接连不断。

　　人们经常提到的另一类问题是流行病。据估计，中国现有艾滋病毒感染者近１００万人，由此消耗掉的治疗和误工费用可能使ＧＤＰ的增长率降低。在河南省，许多贫穷农民为了钱而卖血，因重复使用感染过的针头而感染了艾滋病毒。

　　悲观似乎是有理由的。然而，中国的社会问题与经济奇迹的并存应如何理解？中国的崛起只是虚张声势吗？中国的这些问题会不会引发大的动乱？

　　２．中央政府掌控全局

　　在历经百年的社会动荡后，中国又回到了兴旺发达的轨迹。亲身经历过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９２年两次重大转折的人，目睹了３０年来的经济繁荣，毫无疑问都期盼着更好的岁月来临。

　　中国政府取消了计划经济，向私营企业敞开大门，同时邀请外资参与，成功地促进了组织性效率（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资源配置性效率（在产品、劳工和资本方面比较自由地让市场形成价格）以及适应性效率（改善执法和产权保护），所有这些都从制度上鼓励了立足于组织、资源配置和所有制的“生产性努力”。

　　中央政府还实行了分税制，向私营企业界人士打开党和政府的大门，顶住国内外政治压力，以“三个代表”的思想加强其意识形态，从而成功地赢得更大的财力和政治实力。

　　不好的消息是，在中央政府把权力向地方转移，并逐步放松意识形态控制的同时，它没能把本来该管的一些事情管起来。繁荣的经济促使部分官员走向一种以刺激因素为基础的文化（而不是以服务为基础）。政府未能从制度上较有力地控制诸如犯罪、社会动荡、环境恶化和道德败坏之类的“破坏性努力”，而且未能建立起足够的限制措施，来阻遏诸如腐败、经济过热、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

　　总体来看，“破坏性努力”与“生产性努力”同步增长，但限制“破坏性努力”的正面制度发展在分量上压过了诱发“破坏性努力”的负面制度发展，从而呈现出良莠混杂但却仍是积极向上的局面。中国并没瓦解，在２１世纪初仍然取得令人鼓舞的经济增长。事实表明，中国中央政府虽然在经济上有所减缩，但在财政上、组织上和军事上实力均有所增强。北京牢牢地掌握着局面，根本没有任何失控的迹象。

　　３．集权或民主并非关键

　　执政党的合法性现在来自于“德能政治”：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尽管党有最强烈的合法性动机和最有力的道义刺激来让中国实现现代化，但任务依然是艰巨的。最需要吸取的教训是要建立“制度的权威”，它可以是香港式的反腐体制，也可以是新加坡式的转变公民文化的权威措施。中央政府认识到目前的做法还缺乏“震慑”效果——众所周知，中国有一条“潜规则”：同样的腐败罪行，官员级别愈高，惩罚愈轻。所谓“震慑”首先就要把这一条扭转过来。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未能控制住社会中的“破坏性努力”，每个朝代都是“生产性地崛起，分配性地掠夺，最后破坏性地崩溃”，恶性循环，无一例外。而今天，领导人的换班制度成为国家稳定的关键，该制度近十来年有了根本的转变。中央政府这一悄然发生的革命性变化非常重要，它有利于防止国家堕入以往的“朝代轮回”。

　　中国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政府的形式（集权或民主），而是政府力量的强弱、治理的范围和规模。之所以对中国中央政府保持乐观，正是因为它实力日益增强，法制逐渐健全，适应挑战性环境的能力持续提高。对于“文革”乃至“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它都没有把责任推到某位具体领导人身上，而是着重于制度建设。中国只有健全法治，才能在今后避免过去类似的破坏性事件，保证全国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

　　西方至今仍有一种明显的偏见，即不考虑中国的文化和历史现实，而是从固有的理念出发，按照自己方便的想法加以演绎，对中国的形势作出推断。像这样不从实际出发而仅凭自己头脑中的概念做诊断时，西方人自然而然地就开出了“选举民主制”的处方，并得出“不民主化就垮台”之类的先验结论。

　　（：：节选自《中国热——世界的下一个超级大国》，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１月第一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