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有一群特殊的台籍“日本兵”，他们没有日本国籍，却在二战期间被日本送到海外去看管盟军战俘。这些台籍“日本兵”身心备受折磨，甚至被迫虐杀俘虏。战后，他们沦为战犯，有的被处以绞刑，有的被判入狱。他们中的一些人长期滞留在日本抗争，串连散落各地的同伴向日本政府求偿，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拒绝。最近，台湾《联合报》采访了几位健在的台籍“日本兵”，老人们声泪俱下的控诉，引起了台湾民众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

　　１．要么杀人　要么被杀

　　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把在战场上俘虏的盟军官兵送到海外集中关押。后来，随着战俘数量的不断增多，日军看管的人手越来越紧张，便开始从当时日本的殖民地台湾招募年轻人到海外，担任看管盟军俘虏的监视员，台籍“日本兵”由此而来。

　　据报道，日军为了招募到更多的台湾年轻人，采取了软硬结合的两面手法：一方面，鼓吹入伍后的丰厚待遇，不仅个人领薪饷，家庭也能享受“优抚”；另一方面，实行“拉壮丁”式的强征，在岛内疯狂搜罗、抓捕年轻人。１９４２年前后，上千名年轻人从台湾各地被分批送到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协助日军看管盟军战俘。在日军的逼迫下，台籍“日本兵”对盟军战俘实施“高压政策”，甚至枪杀行动不便或患病的战俘。

　　现住台湾彰化县的柯景星老人，当年曾在菲律宾担任战俘监视员，战后被盟军判处死刑，罪名是“处决战俘”。幸好，一名日籍军曹承认“台籍监视员是奉命行事”，柯景星才逃过一死，改判１０年监禁。

　　现年８７岁的柯景星，每次回忆起这段６０多年前的往事，都会双手颤抖着重复那句话：“造孽啊！我从没想到这辈子会开枪杀人。”老人说，他们每次被迫虐杀盟军战俘时，日军军曹都会一手拿刀、一手拿枪站在他们身后，不停地恐吓“再不开枪，连你们都杀”。万般无奈之下，这些人只好“闭上眼睛扣动扳机……”

　　台籍战俘监视员到海外日军战俘营后，刚开始的两年，战俘营依靠俘虏养猪、种菜，生活还能自给自足。到了战争末期，盟军常常搞大规模轰炸，日军物资运输遭封锁，配粮少，监视员和俘虏总饿肚子，加上疟疾肆虐，不少战俘和监视员病死。另外，监视员还要监督俘虏修机场、伐木、开路，若有战俘逃跑，监视员难逃严厉处罚。

　　日军战败后，谎称有２０００多名盟军战俘在移送过程中病死。实际上，这些战俘大多被日军秘密处决。在日籍军曹的刀枪逼迫下，不少台籍监视员参加了秘密处决行动，柯景星等十几名监视员被迫开枪射杀了４６名盟军战俘。

　　２．深山“野人”不知战争结束

　　台籍战俘监视员被强征至海外后，常被迫虐俘、杀人，身心备受煎熬。他们当中也有人不甘被奴役，想方设法逃出了日军的魔掌。

　　林东溪老人１９４２年时１９岁，被日军强征到菲律宾战俘营服役，后来成功“逃脱”。

　　据称，台籍战俘监视员随日军转战途中经常断粮，只得靠野外求生，主要是抓鱼烤食。１９４５年２月的一天，喜爱摄影的林东溪与几位战友溜出战俘营，到马尼拉的一家华人写真馆“开小差”。岂料，美军当天攻占马尼拉，街上到处是密集的枪声。林东溪和几位战友趁机逃进深山，开始了漫长的“野人”生涯。

　　据林东溪老人回忆，他们在山中奔逃，因盟军的轰炸，翠绿的山头变成了焦土，地瓜、野菜都成了稀罕物。为了避免被追杀，他们大多利用夜间逃亡，一小时跑６公里。就这样，他们疯狂奔逃了半年多，很多人两腿内侧破皮，脚趾龟裂、淌血。“要活下去！要回家！”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他们在深山野林里奔逃。

　　据台籍战俘监视员王建祥老人回忆，他们每天都在奔逃中躲避燃烧弹，和疟疾等疾病斗争，很多同伴或被炸死，或因营养不良而染病倒地。没有油、火柴，他们就用石头互撞火花、竹片相锯摩擦取火，或是用军用望远镜聚日光引燃弹药，并保存炭木余温，以便“薪火相传”。

　　“逃难者”就像被大群猎犬追逐的野兔，一有风吹草动就赶紧躲起来。漫长的“野人”生活让他们掌握了很多求生的技能，用破蚊帐捞鱼，自创猎具捕食鸟兽等。不过因为缺少盐，几乎每个人都患了病。

　　更可悲的是，长期流落丛林沼地的台籍战俘监视员，一直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有人在深山里待了十几年，才被搜山的菲律宾军人发现，得以“重见天日”。

　　３．带着虐俘和战俘的双重标记

　　侥幸脱逃的台籍战俘监视员下场悲惨，那些苦熬到战争结束的监视员同样没有好日子过。战后，盟军以虐待、杀戮战俘等罪名，将台籍战俘监视员送上了法庭，有人被处绞刑，有人被判监禁。另外，近一半监视员未等到战争结束，就被盟军反攻的炮火炸死，或因病客死他乡。

　　台籍战俘监视员被送到盟军监狱里服刑，有的被迫扛石头、木头，顶着烈日跑步，不时遭受鞭打。据林水木老人回忆，他被判刑１５年，在马来西亚服刑１０年期间，被带往深山砍伐南洋杉木，一人扛一根，很多人因体力不支被压死，走不动就会遭鞭打。

　　令台籍战俘监视员寒心的是，日本政府对他们态度冷漠。据报道，部分台籍战俘监视员到日本寻求帮助，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拒绝，日本方面甚至指称，虐待盟军战俘是台籍监视员的个人行为，和日军无关。回到台湾后，这些人因带着虐俘和战俘的双重标记，长时间受到监控，只能在社会底层勉强谋生。

　　据报道，一些台籍战俘监视员长期滞留在日本抗争，串连散落各地的同伴向日本政府求偿，甚至上诉到日本最高法院。日本司法部以违宪为由，裁定台籍“日本兵”终身不得求偿。一些台籍战俘监视员当年的军饷，以及存在日本邮局里的存款，也都无从追索。

　　４．死前写血书“喊冤”

　　究竟有多少台籍战俘监视员客死他乡，又有多少人被处以绞刑或者监禁，没有发现准确的历史记载。应该说，每名台籍战俘监视员身后，都有活生生的血泪史。

　　家住台湾新竹县的李琳彩，因殴打逃跑的盟军战俘致死，战后被判了１２年。后来，他提起上诉。不料日籍主管作伪证，原“奉上官之命”变成了个人行为，李琳彩最终上了绞刑架。临刑前夜，李琳彩咬破手指，在衬衫上写了血书，托人转交给自己的母亲，要让血书世代流传，让子孙后代知道自己是冤死的。

　　李琳彩文笔较好，除了写血书，还写了《殉国勇士遗吟》一诗，哀戚无助之情跃然纸上。李琳彩的血衣和骨灰，７年后由战友送回老家。其母伤心至极，哭到失明，抑郁而终。李琳彩的血衣等遗物，包括盛骨灰的绢布，一直被人珍藏。

　　据报道，台籍“日本兵”的家属也受尽日本人的欺骗和戏弄。当年，日本政府对这些“军属”实行“皇民教育”，甚至成立了所谓的“皇民奉公会”，台籍“军属”的祖国成了日本。不过，这些骗术随着日本的战败被一一揭穿。这些台籍“日本兵”饱受歧视，只是下等兵、军奴、日军的“消耗品”。

　　据披露，一些台籍战俘监视员和日本战俘一起在盟军监狱服刑，被释放后随日本战俘到达日本横滨，却被隔离，日籍官兵受到了热烈欢迎，台籍监视员却进了东京的监狱，补服刑期。原来，日本在１９５２年修改了“国籍法”，居住在日本的台湾人和朝鲜人丧失日本国籍。这也造成军属的抚恤、索赔，统统将台籍“日本兵”排除在外。

　　５．日渐消失的悲惨记忆

　　战后６０多年来，台籍“日本兵”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很少受到关注。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仍健在的台籍战俘监视员已寥寥无几，如果不及早“抢救”这段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段历史可能消失。

　　目前，台湾一些有识之士已着手整理这段历史，有人写文章，有人出书，有人拍纪录片，想要留存这段悲惨的记忆。

　　在日本，台籍“日本兵”简茂松致力于留存这段历史。２００８年１０月，简茂松把由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采访、撰写的《我啊！一个台湾人日本兵　简茂松的人生》一书赠给台湾文献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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