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一书本月面世后，立刻引起极大的反响和争议。

　　喜欢该书的认为，该书有助于国民反省“崇洋文化”，此书会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一席之地；抨击该书的人认为，该书“观点偏激、哗众取宠”。

　　在新浪网的在线调查中，截至发稿时止有１５０２人参加。针对“书中称‘中国有能力领导世界’的观点”，有５９．５％的网友认为，应该控制这种民族激进情绪；针对“书中批判精英的观点”，有８３．１％的网友认为，“批得好，精英们应该反思”。

　　那么，《中国不高兴》是否有价值？其价值何在？

　　超越了简单的“喊叫”

　　时隔１３年，民族主义知识精英的声音再一次“唱响中国”，其声势更甚于１３年前。如果说１３年前的《中国可以说不》只是一种“喊叫”，那么今天的《中国不高兴》尽管看上去仍像是“喊叫”，但其实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喊叫”。

　　仔细读这本书，你会发现，比起１３年前，民族主义知识精英们掌握了更多有力的论据。２００８年让民族主义声势高涨。一方面，在奥运圣火海外传递的过程中，西方的确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的爆发让“西方不败”的神话破灭。西方神话的破灭又反过来刺激了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一反思才发现，中国在“崇洋”的道路上已走得太远。

　　笔者认为，在反思“崇洋”的问题上，《中国不高兴》是有价值的。比如在军事上，该书作者之一宋晓军说，美国实际上是“老黄瓜刷绿漆”，夸大信息战。美国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掩盖自己“老黄瓜”的面孔；二是诱导像我们这种工业化还没完成的国家跟着它跑。而我们也的确上了当，在机械化没完成时就过分强调信息化。

　　“走依附型工业化道路，这对一个大国来说是行不通的。”宋晓军建议，中国应趁金融危机的时候购买数控机床、发动机等技术，“有几个专家谈论‘抄底’时想到了这些东西？”

　　本书的另一位作者，被封为民族主义“旗手”的王小东借用一位航天技术工程师的话说，我们现在发展科技的最大障碍在于，我们的精英认为科技是个非常神秘的东西，中国人搞不了，放弃算了。他认为一些精英被西方“吓破了胆”。

　　中国该持剑经商吗

　　《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呼吁制造业为本，呼吁产业升级，呼吁自主科技研发，呼吁中国人精神独立。我想，即便是批评他们的人也无法否认其合理性与建设性。

　　《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在书中提出了更为宏大的构想。

　　“中国应该有什么样的大目标？我认为第一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是要管理比现在更大更多的资源，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王小东在书中如是说。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作者认为中国应当“持剑经商”——我们的贸易到了哪里，我们的军事保障力量就到哪里。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光靠比别国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永葆霸主地位。恰恰相反，许多先例证明，任何一个国家，一旦内政不修，必定会迅速从领导地位上滑落——苏联就是明证。我们的确需要打造与海外利益相匹配的军事力量，但是，修明内政，解决自身的问题，仍是当下中国第一位的选择。

　　王小东最近对笔者说，一个远大国际目标的设立有可能推动内政的修明。但笔者以为，这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这样的目标也可能助长我们盲目的骄傲。说到底，世界领导地位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历史的选择。

　　两位作者认可西方民主

　　《中国不高兴》引发了新一轮关于民族主义的大辩论。批评者称该书作者反对西方的一切，笔者在此要为该书作者辩解几句。如果把西方分为两个西方——内政意义上的西方和外交意义上的西方，那么，该书作者反对的只是外交意义上的西方。在与笔者的交流中，５位作者中的两位——王小东和黄纪苏均表示，他们并不反对内政意义上的西方，对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他们同样表示认可。

　　因而，在这一点上，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其实并没有根本分歧。只是我们太习惯贴标签的思维方式了，谁也没有耐心去倾听“左”的和“右”的到底说了些什么，他们之间的界限是什么。而对那个时常无理指责中国的外交意义上的西方，以及那些盲目崇洋的“中国知识精英”，批评一下又有何妨？

　　（：：《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　作者：宋晓军、王小东、黄纪苏、宋强、刘仰　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３月版　定价：２９．８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