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的是一位德国“愤青”的传奇经历。作者身为西德公民，却自小受社会主义思想吸引，１２岁读《毛泽东语录》，１６岁时被西德共产党秘密派往东德学习。柏林墙倒塌后，他又作为新闻记者前往俄罗斯；２０００年起在中国从事出版传媒业，现任德国《明星》周刊驻亚洲首席记者，常住北京。

　　作为西德劳工青年团的骨干，作者受组织派遣，秘赴民主德国威廉·匹克青年大学研修马列主义。尽管匮乏的物资供给与僵化的政治环境，与理想存在很大落差，但通过和东德女同学桑迪的亲密交往，作者的精神世界得到了充实，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更加坚定。

　　１．我的同志来自五湖四海

　　踏上高速公路般宽大的台阶，拾级而上，一座气势恢宏的宫殿映入眼帘，这就是民主德国威廉·匹克青年大学，我们将在这里被培养为职业革命家。在它脚下，来自世界各地的几百号人走在同一条大路上：这里有巴解组织和南非“非国大”（政党“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受智利军政府迫害的革命者、阿富汗的大胡子男人，还有挪威、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同志……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感到无比光荣和骄傲。

　　“威廉·匹克青年大学第３１届民德学习班暨第２２届国际学员班成立了！”大讲堂里，台上作报告的人一个接一个，台下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不过，我却想借此机会放松大脑和四肢，因为所有的讲话都千篇一律：苏联和民主德国正在同策动战争的反动分子斗争；民主德国的国内形势，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统一；德国统一社会党和自由青年团将在马列主义旗帜的指引下迎接新的战斗任务……等等。

　　长达几小时的报告终于结束，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同学在台上跳起舞蹈，越南的女生们唱着胡志明颂歌。东德自由青年团的合唱团则边弹边唱：

　　只有真正的革命旗手

　　才能让劳动者的红旗焕发光芒

　　同志们，让我们跟着红旗前进

　　反对战争、反对剥削

　　百万群众跟随红旗

　　去工作，去战斗，

　　去迎接革命的胜利曙光！

　　比这首歌更迷人的是唱它的那位女团员。她有着秀丽的面容，金色的卷发宛如波浪般垂到肩上，与绣着太阳的蓝色制服相映成辉。

　　２．邂逅“梦中情人”

　　在食堂吃第一顿午餐的时候，有人把托盘放到对面，问我这个座位是不是空的。我正在专心致志地啃淋了蘑菇酱汁的炸肉排（其实就是油炸啤酒火腿），抬头一看，眼前居然站着一位金发美女。来者正是那位唱“红旗之歌”的女生，今天她没有高举红旗，而是穿着青年团的蓝制服，下面配一条短裙和齐膝高的皮靴，样子非常性感。

　　我自报家门说我叫“耗子”（为了保密，所有西德学员都使用化名），她对我说她叫“桑迪”——在当时的东德，出国难让父母们对西方世界的向往十分强烈，他们纷纷为自己的子女取那些听上去很国际化的时髦名字。

　　我问桑迪觉得之前的开学典礼如何。她却抱怨说，那净是言之无物的空话。她告诉我，社会主义本身是好的，但东德的情况却不尽如人意；只有允许发表不同言论，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可现在他们培养起来的却是一帮应声虫。桑迪还谈起几本东德出版的小说和诗集，说这些书都具有一定批判性，在店里大多已经脱销，可以借给我一读。我们还没来得及聊私人话题，她就被一个干部叫走了。

　　下午，“狗子”（我的朋友兼领队卡勒）叫上我离开寝室。“有人看见你和东德女团员在一起了。”我吓了一跳：“男女作风方面的纪律我又不是不清楚，可是和女同志一起吃顿午饭也不允许吗？”

　　“倒也不是，不过老师提醒说，要避免私下结交东德女同学。因为我们是非法入境的身份，这会带来安全问题；再说，正式交往有的是机会！”

　　“够了！”我忍不住吼道，“什么安全不安全的，或许有些人真正怕的不是别的，只是担心让我知道这里的实情吧！”

　　３．“是柏林墙救了我的命”

　　“宇宙第一、全球第一”——第一名德籍宇航员希格蒙德·亚恩的来访，在校园里掀起了狂热风潮。我对他并不陌生，因为东德电视台对他的宣传极其热烈，几乎日夜不停。

　　那天晚上，文化宫里为亚恩举行了欢迎会，还可以喝到免费的“小红帽”香槟。不过，我之所以来这里，既不是为了一睹宇航员的风采，也不是为了酒水。我是为了桑迪，那个美丽的女团员。我端着酒杯，穿过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的人群，不声不响地溜到她身后。

　　“这小伙儿真棒！”谈起那位宇航员，她心驰神往地说。亚恩的老家在沃克莱，桑迪来自邻近的萨克森地区，对他自然有几分亲近。但提到电视上对这位英雄的大肆吹捧，她却毫不留情地批评说：“简直太可笑了！”

　　我们还谈起了前一天在越过柏林墙时被当场击毙的一个难民。东德人通过西德电视台的报道也看到了这一幕。我坚持认为，修建柏林墙是必要的措施，否则，西德会利用自身的强势将东德的专业人员统统吸引过去，这将使民主德国的经济遭受沉重打击。但对于那些因偷越柏林墙而丧命的人，我还是感到说不出的难过。

　　桑迪则回应道：“如果不是柏林墙，我早就死翘翘了。”她说，柏林墙建起不久，那时还是个孩子的她不慎摔伤，被送进了医院。如果不是医生立即动了手术，她就没命了。而那竟是医院的最后两名医生——他们原本也打算去西柏林，但订好的火车票是１９６１年８月１５日的，恰恰在出发前的两天，也就是８月１３号，东西德之间的边境被封锁了。

　　桑迪继续发着牢骚。她告诉我，东德的人已经有好几个月买不到被罩了，周末回到家，她只能盖着一条羊毛毯入睡。无论是报刊还是电视节目，都在大吹大擂、愚弄百姓，只有敢作敢为的人才能改变现状。她现在已经是东德统一民主党的预备党员，如果成功地经受了组织的考验，一年之后就将转正。

　　我感到自己的信仰更为坚定。能够代表民主德国未来的，并不是那些顽固不化的老朽们，而是青年大学里的这些具有批判眼光的年轻人。桑迪，就是他们中间最可爱、最美丽和最敏锐的一个。她是我梦想中民主德国的化身。

　　４．东西德的反差令我困扰

　　除了理论课程，青年大学的培训项目还包括旅游，也就是到东德“实地参观”，去认识“真正的社会主义”——比如到萨勒河边的贝恩堡。在联邦德国时，环境污染是我们斗争的对象之一。然而，像东德萨勒河这样的情形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河床里没有流动的河水，肥皂液似的东西泛着白色的泡沫。惟独在这锅白色汤汁的边缘，有一道细水在流，就像我们家乡的街边小河渠一样。

　　“这也许和经济困难有关吧！”“狗子”解释道，“东德的同志一定也意识到了，也许他们正在想办法解决呢。”一位随行的干部却对我说：“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这就是家乡的一部分。每当我闻到萨勒河的味道，就知道自己又回家了！”

　　重新回到被铁丝网包围的学校后，我和桑迪讨论起了这个问题。在西德，保护环境的呼声正日益高涨；而在东德，对这个问题关注的人却为数寥寥，只有少数几个作家曾经对工业排废和核电厂建设提出过警告。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呢？

　　当天晚上，芬兰同学邀请大家去寝室参加聚会。他们是为了学习民主德国的种种“先进成就”而来，最让他们欣羡不已的就是这里受国家计划保护的酒价。与芬兰相比，低廉的价格使人人都能开怀畅饮，结果，烂醉如泥的芬兰人总是东倒西歪地爬回宿舍。于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清洁有序的卫生制度，把聚会直接安排在寝室里举行越来越成为当务之急。在那天的酒会上，我和桑迪也跟着喝了不少。

　　将近午夜时分，我先把桑迪送回女生宿舍，然后重新回到聚会上。５分钟后，桑迪又来了。很显然，作为严于律己的青年团员，她不想让别人胡乱猜测我们俩的关系。

　　５．东德女同学竟有一半怀孕

　　光阴似箭。一年之后，我们从威廉·匹克青年大学顺利毕业。我的毕业成绩是优异，“西德社会主义劳工青年团”学员班则获得了“恩斯特·台尔曼”（著名反法西斯战士）的集体荣誉称号。令人震惊的是，参加培训的东德女团员竟有近一半怀了孕！这不仅应当归功于“国际主义大团结”的精神，也要归功于民主德国１０００马克的国家生育补助。几个女团员将自己肚里的孩子美其名曰“旅行纪念品”，因为此地一别后，她们将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自己的外国男友了。

　　我告诉自己不许难过，但和桑迪告别时，我的眼眶还是湿润了。或许是我抱她的手太过用力，她说了一句：“嗨，你这么激动干吗？请收敛一点！”最后，她祝我“取得辉煌战绩”。

　　车子发动，朝柏林方向驶去。车窗外，桑迪与其他东德学员以及老师一道，同我们挥手送别。她的面容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那张脸上挂满了泪痕。

　　在之后的日子里，我默默遵守着不能和桑迪保持联系的规定，深感自己作为一名冷战时期的地下工作者肩负的重任。但我仍然盼望着与她重逢的那一刻，就像埃里希·昂纳克（东德领导人）讲的那样——在“社会主义叩响联邦德国大门的时候”。

　　（：：节选自《我的愤青岁月》，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２月第一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