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的是一位德国“愤青”的传奇经历。作者身为西德公民，却自小受社会主义思想吸引，１２岁读《毛泽东语录》，１６岁被西德共产党秘密派往东德学习。柏林墙倒塌后，他又作为新闻记者前往俄罗斯，２０００年起在中国从事出版传媒业，现任德国《明星》周刊驻亚洲首席记者，常住北京。

　　有人以为“愤青”是当今中国的特产，但本书告诉我们，就思想与行为方式而言，它可以在任何社会以任何立场出现。作为曾经的“革命青年”，作者见证了冷战时代东西方阵营的激烈交锋；其经历之奇特、见闻之丰富，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那段历史的窗口。该书德文版于２００７年在德国出版发行。

　　１.从小为“毛圣经”着迷

　　在我的家乡——布雷施高地区的斯陶芬，我一度是个惊世骇俗的人物。那时，我最要好同学的父亲成天骑着自行车在我家门前巡逻，为的是不让他儿子和我碰面。他凭什么这样对我？我不偷不抢，成绩优异，留着中规中矩的短发，更别说沾过大麻之类的东西。在性方面我也非常保守，没和任何姑娘上过床——最多不过是在一辆房车后面吻过莫妮卡，也就是酒商威斯勒的女儿。为此，我老妈还把我狠狠揍了一通。

　　我从一个胆小如鼠的局外人变成全城上下妇孺皆知的叛逆者，是从一本书开始的——一本可以塞到牛仔裤屁兜里的德文版小红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毛泽东语录》，在西方国家，人们把它称作“毛圣经”。我是在我父亲的书架里发现这本书的，他曾是德国共青团成员，二战时因为唾弃纳粹而被作为叛逃分子缺席审判。再加上他生性温和，所以对左翼思想抱有宽容态度。

　　当同龄人忙着踢球或是和女同学搭讪的时候，我总是在学校操场上埋头啃读“毛圣经”。只要一看到我捧着“毛圣经”出神，同学就骂我“赤猪佬”。对我友好一些的，则叫我“红耗子”。后来的几年里，我们学校里的“红耗子”越来越多，我成了他们的头头。我们一起为低年级组织罢课，还通过斗争在当地建起了一个青年活动中心；我们散发反对核导弹的传单，在计划修建核电站的工地上示威游行。

　　我的母亲无论根据国籍还是信仰都属于不折不扣的瑞士人，她对我所热衷的活动自然更加嗤之以鼻。“你真是死不悔改啊！”她一面在我们家的楼梯上“哐哐哐”地上上下下，一面气急败坏地大声叫喊。我的妹妹乌拉，当时每天都要去上舞蹈课。“我们家的孩子个个都中了魔怔，”她对邻居抱怨道，“女儿是芭蕾舞，儿子呢？——共产主义！”

　　２.梦想成为职业革命家

　　在我与“毛圣经”结缘的第６个年头，还有几个月就要中学毕业的时候，我的朋友和同志卡勒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有“紧急的事”要和我谈。谈话必须秘密进行，因为我们坚信，联邦宪法保卫局、美国中情局都会监听我们。学校的老师，甚至火车司机都因为参与左翼活动而被开除，所以最好还是谨慎行事。

　　我们冒着冷雨走在卡勒家的园子里。“今天我要和你进行一次干部谈话。”卡勒说，“亚德里安，你对自己的前途是怎么考虑的？”

　　我愣住了，原来卡勒是要和我商讨我的政治前途和未来职业。我可以向他道出自己心怀已久的梦想吗？我还从未吐露过这方面的心声。

　　迟疑了片刻，我说：“３年前我就入团了，现在已经是党员。”（我是在１６岁生日那天加入德国共产党的）“你、你知道，我、我一直很积极。”平日里，只要一紧张我就会不由自主地结巴，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鼓起勇气继续说道：“当然了，我们中间有很多好同志，选派哪个人，必须由党来决定；不过，坦白地说，我、我真的很、很想……做专、专职的……”我指的是那些非同寻常的专职干部，他们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庸庸碌碌的小市民生活，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革命事业，是伟大的职业革命家。

　　居然在关键的时候犯了结巴，真是丢人……但我实在无法克制内心的紧张。我明白，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革命先烈们都要从坟墓里惊醒了！这不是到电信局去做学徒，想申请就申请，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被选拔出来。不过，既然我和卡勒很要好，为什么不能和他谈谈自己的心里话呢？

　　“问题是，你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卡勒说，“不过你在过去几年里表现不错，参加了团委和党委组织的所有活动……组织上很信任你，所以我今天要问你个问题——你做好走职业革命家这条道路的准备了吗？这可是不同寻常的任务，需要投入大量精力，有许多牺牲。一旦你做了选择就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走——职业革命家是要战斗一辈子的！”

　　我感到自己心跳加快。卡勒对我的毛遂自荐并没有生气，恰恰相反，以他为代表的党组织为我设计的前途，与我的个人愿望竟不谋而合。当然再没有回头路可走，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肯为金钱卖命？我要从事的是战天斗地的革命事业！什么医疗保险啊、退休金啊，那都是俗人才考虑的东西；何况等我老了的时候，红旗早就插遍全球了，还担心什么福利！

　　３.“派你去社会主义国家学习”

　　“卡勒，我这个人你是了解的。我清楚摆在自己面前的是条什么路。很高兴你能给我这样的建议，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嗓音尖尖的，像个女人。

　　“亚德里安，我现在跟你说的事，仅限于你我之间，绝对不许有第三个人知道，不许对同班同学讲，不许对父母讲，也不许对其他同志讲。”卡勒停顿片刻，又接着说，“‘红色经典’你比我读得多，马列主义基础知识从来难不倒你，不过你还需要继续巩固意识形态教育。所以，作为要成为未来职业革命家的第一步，我们决定派你去参加为期一年的培训。”

　　我不解地望着卡勒。“为期一年的培训”究竟是指什么？为什么要搞得这么秘密？短暂沉思之后，我提了一个听上去尽量不显得愚蠢的问题：“我要在哪里接受培训？”

　　“在社会主义国家。不过具体的情况要严格保密。你会及时得到指示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活一年！完成秘密任务！我强忍喜悦，以免显得太过幼稚。卡勒毕竟比我年长５岁，对这些事了如指掌。他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和反法西斯战士，曾经参加过抵抗希特勒的地下活动。到干部学校进修的事必须保密，这个我懂。作为西德人去社会主义国家接受革命培训，让人吃惊的程度在今天就好比美国人进入“基地”组织的大本营那样。

　　我开始憧憬这样的情景：当我的高中同班们正在积极谋划庸俗的小市民生活时，我已经远赴异国他乡，在社会主义国家轰轰烈烈地投身革命了。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对家人朋友解释，但就像卡勒所说的那样，随便编个“天方夜谭”还是容易的。

　　４.准备迎接苦行僧式的生活

　　我再也不是普普通通的共青团员了，而是被选拔出来的佼佼者，一名革命干部。６个星期之后，我和卡勒一起乘火车前往多特蒙德，去参加为将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的秘密培训而组织的筹备会。后来我得知，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正是民主德国。

　　生平第一次，我踏进了劳工青年团中央神圣而庄严的办公大楼。这是一栋貌似平常的水泥建筑，钢制的安全门上装有监控摄像头。面对新纳粹和国安局的袭击和骚扰，我们必须自我保护，这就是此处之所以戒备森严的原因吧，我想。

　　我和卡勒被带到一间密不透风的地下室，团中央一位两米高的大个子同志给我们上了第一堂课。在讲话的第一部分，他一直在对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共产党大批特批，斥责他们搞“泛欧洲同盟”，还提醒我：“关于这一点，将来你们还会‘在校上’得到更加深入的教育。”“在校上”？这还真是个闻所未闻的新词汇。尽管我心中一时充满疑惑，但想到自己已然成了这个秘密同盟中的一分子，骄傲和自豪的心理还是占了上风。

　　接着，劳工青年团中央的同志开始切入谈话的“核心点”——男女作风方面的纪律问题。只听他提高了嗓门说道：“你们是受了委派的，肩负明确的战斗任务，那就是学习革命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并且最终将它们运用在这里——联邦德国。”他说的每一句话里都少不了“战斗”这个字眼，“你们将在学校里遇到来自全世界的战士们，来自欧洲的，来自智利、越南、巴勒斯坦和阿富汗的——当然了，还有来自民主德国的‘自由青年团’团员。大家必须牢记一点，那就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是绝不允许的！”

　　谁也没听明白最后这句话和其他内容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就连经验丰富的卡勒也不懂。团中央的报告人试着加以解释，但他的表述听上去颇有些复杂：“我们必须汲取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有些同志只顾沉湎于男欢女爱，却把自己的战斗任务抛到脑后。这些行为如此轻率的人，要为纳粹集中营里成千上万的死难者负责！”

　　我对此没有异议。心想，为了革命事业，过一年苦行僧式的生活又算得了什么呢！

　　（：：节选自《我的愤青岁月》，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２月第一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