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引起广泛争议的著作，本书揭示了美国从殖民地时期直至当代种种看似事实，实际上却是精心建构起来的“神话”，全方位颠覆了正统的美国历史观。作者将论点建立于最新的学术成果与研究之上，为我们了解美国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１９世纪后半期，美国逐步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一批企业巨头，在今天的历史教科书中备受批判。作者对这种主流观点持有异议。他认为：普通消费者从垄断企业那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美国政府采取的反垄断措施愚蠢透顶。

　　１．历史课本丑化美国商人

　　今天的历史课本喜欢让美国商人出丑，说他们剥削工人、占公众的便宜、操纵权力。政府官员则被描绘成乐善好施的正义十字军；要是没有他们，美国人将每周工作８０小时，用高得出奇的价钱买粗制滥造的货物。大家在离开中学时，就是这么认为的。这也难怪，学校里教的都是这种东西，从早到晚，长年累月。

　　我们不妨琢磨一下，中学老师和课本作者迫不及待地描绘出这么一幅画面，却为何故？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其著作《反资本主义心态》中，提出了许多可能的原因。但是，无论这些说辞被重复多少遍，无论有多少还算明智的人曾为之倾倒，这种道德把戏与现实之间可是彻头彻尾的不相符。

　　当然，不必把美国商人浪漫化，他们也有道德上的弱点。大企业时不时地陷入与政府的暧昧关系中——后者要帮助它们占公众的便宜。如此勾当固然可悲，但它只能证明这样一个论点：只是在接受了政府帮助的时候——采取的形式是补贴啊，限制潜在竞争对手啊，等等——企业才能在有意义的说法上剥削公众。

　　历史学家伯顿·弗尔萨姆研究了一些美国企业巨头，并在两种企业家之间做了区别，原因正在于此。第一种，他称之为“市场企业家”，这些人积累起了财富，是因为他们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供的货物好，价格又比竞争者的便宜。另一种，他称之为“政治企业家”，他们之所以捞到钱财，是多亏政府给予的各色特权。

　　２．政府资助“豆腐渣”工程

　　１９世纪后半期跨大陆铁路的铺设，得到了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大量资助。这种资助采取两种形式：贷款与土地许可。１８６２年的《太平洋铁路法案》，号召由“联邦太平洋公司”与“中央太平洋公司”来铺路轨。前者往西铺，后者朝东铺，最终将接到一块儿。

　　政府补贴成了病态的刺激，以致工程质量问题超乎寻常的多。由于两家公司得到的土地和贷款和铺的铁路的长短成比例，管理者就有了一个动机：“快快铺路，尽可能多得政府资助。”至于铺路质量以及可能采取的最短路线，反而得不到重视——曲里拐弯的路线越长，得到的资助也就越多。不仅如此，因为在山地铺路得到的钱更多，两家公司有更大的动力，在不适合铺路的地方开工。要是它们花的是自己的钱，就不会这么办了。

　　１８６９年，两边的路轨在犹他州碰头，更严重的问题出现了——两条铁路居然相互平行着铺，而非按计划接到一起，因为双方都想根据各自的路轨继续申请补贴。尤其糟糕的是，主要是爱尔兰人的联邦太平洋公司的工人，与主要是中国人的中央太平洋公司的工人打起来了，有人受伤，甚至死亡。一片混乱过后，竣工典礼在当年５月１０日仓促举行，被政府资助怂恿起来的种种“豆腐渣”施工，则被喜庆的气氛所掩盖。直到７年后，后续的一系列修缮和返工才告结束。

　　３．“掠夺性价格”子虚乌有？

　　据说，大企业盘剥消费者以自肥的路数之一，是“掠夺性价格”。照这种操作，大公司可凭其经济实力，以超出寻常的低价提供货物，以消除竞争。等到竞争对手被逐一扫清了，它们再重新提高价格，如此即可捞到垄断收益。

　　问题在于，有很多文献表明所谓“掠夺性价格”属于子虚乌有。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尔甚至有些过分地宣称：“如今，在专业论文中读到这样的论点，是令人尴尬的。”掠夺性价格理论的主要问题，是找不到太多可靠的例子。反垄断学者多米尼克·阿门塔诺检阅了２０世纪最重要的反垄断案件，也发现不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的确，大商店提供低价格，这样的例子从来不缺。但是，等它们把市场据为己有并重新抬高价格的时候，据说有大把利润可得，却似乎是“聊斋故事”。

　　关于大企业的神话，自从１８９０年《谢尔曼反垄断法案》通过之后就存在了。这个法案的通过，名义上是为了保护消费者不受“掠夺性”经营策略的伤害。然而，根据上面几位学者的说法，在１９世纪后半期最频繁地受到指控拥有“垄断”地位的企业——他们调查了其中的１７家——其做派并不像是垄断。

　　一个垄断企业，照标准定义而言，主要通过限制产量和抬高价格来牟取暴利。但当时的统计资料显示，有所谓“垄断”问题的公司，既不曾限制产量，也不曾抬高价格。最有力的证据是：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垄断”工业产量的增长比一般经济组织快７倍，而这些工业中的价格通常在下降——甚至比整体经济结构中７％的降价速度降得还快。

　　４．洛克菲勒帮百姓改善生活

　　约翰·Ｄ·洛克菲勒先是在商店里往架子上摆货，然后成了克利夫兰市的一位店伙计。１８５９年，石油在宾夕法尼亚州西北被发现了，洛克菲勒对此着了迷，跃跃欲试想弄到一两口油井。３年后，他果真成了一家炼油厂的合伙人。

　　尽管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在今天仍然遭到指控，说它实行“掠夺性价格”。然而，早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就有研究表明，洛克菲勒取得那样的地位，是通过和竞争者自愿合并来达到的，靠的并不是阴谋诡计。有人说，这些对手受到了恫吓，被迫接受了洛克菲勒提供的价码。事实恰恰相反，标准石油公司惯常的做法是雇佣被归并公司的经理或所有者，甚至让他们成为股东。如果这部分人果真受到了苛待，就成不了受欢迎的雇员。

　　标准石油公司在课本中常常遭到批判和谴责，其实却是美国才智与效率的卓越榜样。洛克菲勒着手改善生产，杜绝浪费。他想办法降低了煤油价格——在他开始卖煤油的时候，每加仑１美元；到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每加仑才区区１０美分。石油炼过之后剩下的废料着实恼人，可他设法从中生产出了３００种新产品。多亏洛克菲勒的效率和低价，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才支付得起把家照得通明的费用，而以前，他们得为了省灯油钱早早上床。

　　尽管洛克菲勒为消费者提供了这么多服务，在西奥多·罗斯福当政的时候（１９１１年），联邦政府却着手解散标准石油公司。那时，该公司的市场份额已经由于正常的竞争而降到２５％。就连新左派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卡尔寇也开始注意到这一点，“标准石油公司进入了持续下滑阶段，这是一种加速的下滑，但肯定不是由它的解散造成的”。可见，即使是垄断企业也必须不断革新、保持生气，否则就要失去市场份额。

　　５．反垄断纯属作茧自缚

　　到２０世纪中叶，反垄断的荒唐与武断性质，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说，已经一目了然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洛厄尔·梅森宣称：“在这种疯狂的法律体制中，其中的许多规定弱智、不可行、不公平，令美国企业沮丧、流血，甚至挨揍……如果政府想随心所欲地整治谁，确实能够找到说辞。我得说，这个体制令人憎恶。”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特·Ｈ·杰克逊，在兼任司法部反垄断小组组长时评论道：“要让一个律师判断法院会宣布什么样的商业行为合法，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愿意守法的商人，那些试图执法的政府官员，是无所适从的。”

　　４０年前，美联储资深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也曾明确无误地谴责反垄断立法：

　　在自由经济体制中，要控制一个庞大行业市场的５０％以上，需要的不是一般的本领——非同寻常的生产能力、绝无差错的商业判断、对产品和技术残酷无情的持续改善。只有凤毛麟角的公司，能够十年如一日地保有其市场份额——这该表扬，不该谴责。

　　然而，对反垄断的盲目崇拜仍然我行我素。它整垮了泛美世界航空公司，以从事国际航班为理由，把所谓地方交通从它那里夺走。国际商用机器公司（ＩＢＭ）也生了１３年的闷气，因为它拥有６５％的市场；到政府终于放弃该案的时候，这家公司已遭到了竞争者的蚕食。１９３７年，通用汽车公司同样出于对反垄断指控的恐惧，在制定政策时刻意限制自己占有“不超过４５％”的市场。有评论称，如此作茧自缚，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在２０世纪下半叶，美国人把那么多的市场丢给了德国人和日本人。

　　（：：节选自《另类美国史：对美国历史的政治不正确导读》，金城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２月第一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