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学生会议于１９５６年５月３０日至６月７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美英等西方大国对这次会议十分忌惮，竭力破坏这次会议。对此，中国的青年学生代表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在本书中，当年中国学生代表团的团长钱李仁讲述了其中的内幕。

　　刘少奇指示：坐第二排

　　亚非学生会议于１９５６年５月３０日至６月７日在万隆举行。亚非学生会议的参加者绝大部分是亚非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府、政党或团体影响下的学生组织代表，他们既与我国在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等问题上有共同点，又对共产主义不甚了解，存在不同程度的疑虑、防范，有极少数持敌对态度。

　　苏联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西方主流媒体不断挑拨亚非民族主义力量与中国的关系，说什么“共产党控制了亚非学生会议”。

　　参加这样复杂的国际性学生会议，对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全国学联”）来说，是１９４９年以来的第一次。在团中央书记处主持下，并报经中央批准，组成了以钱李仁为团长、钱大卫为副团长的中国学生代表团。

　　在出发前不久，代表团向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汇报了情况，刘少奇将代表团的活动方针和策略概括成两句话：一是“坐第二排”；二是“不要太积极”。

　　美国大使馆连夜密谈

　　当年５月２２日晨，中国、朝鲜、越南的学生代表团同机抵达印尼雅加达的机场。

　　在亚非学生会议召开之前，大会筹委会的会议开得很艰难，

　　人们注意到，在会场周围，经常出现一些美、英记者，其中一个叫哈里隆的人，自称“美国合众社记者”，不断与菲律宾的代表德维加进行个人接触、密谈，有时从会场外向会场内的德维加递条子。每一次密谈、每递一次条子，筹委会就碰到新的问题和困难。

　　５月２６日是会议预定开幕的日子，国际筹委会上午开会。会议从上午１０时开到第二天早晨５时，共１９个小时，终于通过了筹委会的声明，支持“反帝、反殖”的万隆精神，表决的时候，德维加宣布弃权。

　　５月３１日，当地一家报纸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５月３０日会议开幕的当天，美国大使馆的几位官员赶到万隆，下榻于荷曼饭店，同菲律宾等国的代表在房间里密谈到深夜。果然，第二天的会议又碰到了新的困难。

　　这一天，预定议程是各国代表会上发言。当会议主席宣布会议开始时，德维加突然从主席台上走到讲坛前，声称会议必须延迟，理由是到会代表的资格还没有经过审查。菲律宾、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的代表也坚持延期。最后，会议宣布延期。在会场里以“美国合众社记者”身份活动的那个哈里隆，竟然得意忘形，张口大笑，连说“很好，很好，很好”。

　　不过，到了６月２日晚１０时，全体会议还是正式开始了。

　　６月３日下午到晚上，阿富汗、缅甸、锡兰（今称“斯里兰卡”）、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代表先后发言。阿尔及利亚代表发言是当晚的高潮。他用动人肺腑的言词，控诉殖民主义的罪恶统治。他最后说：“阿尔及利亚学生在监狱的深处，在斗争的火焰中，把他们的眼睛转向万隆，希望得到你们的了解和帮助。我相信他们的希望不会落空，因为他们不是在荒野中呼喊。”他发言完毕，全场起立，长久鼓掌，响亮地呼喊“麦台加！麦台加！”（印度尼西亚语“独立”）。

　　菲律宾代表拍桌子骂人

　　６月４日上午，继续大会发言。当大家在团结合作的气氛中各抒己见时，菲律宾代表德维加突然再次发难。他一手拿着烟，一手端着一杯水，走上了讲坛。他一上来就破口骂人，拍桌子，连续讲了２０分钟。除了重复他讲过多次的什么“这个会议是一个骗局，是共产党、国际学联操纵的”外，公然质问会议为什么要以万隆精神为指导，质问为什么没有台湾参加。

　　下午，中国代表团团长发言，就台湾、国际学联以及所谓中国没有自由３个问题阐明了立场。发言自始至终没有攻击任何人，全场屏息静听。当讲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正如西伊里安（现名“伊里安查亚”，当时被荷兰占领，１９６３年被印尼收复）是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时，发言被暴雨般的掌声打断。发言结束时，会场再一次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十几个国家的代表走上前来和他握手。

　　在６月５日全体会上，德维加受到埃及代表团团长义正词严的质问，他无言以对，只好在６月５日下午离开会场，再也没回来。

　　６月７日晚上８时４０分，会议宣布圆满结束。欢呼声和掌声持续１０分钟以上。人们把阿尔及利亚、印尼的代表高高地抬起来，齐声高呼“麦台加”，互相拥抱庆贺。这时，坐在楼上的记者们也起立鼓掌，只有那名“美国合众社记者”没有鼓掌。全场都回过头来望着他，他不得不轻轻鼓了两下掌，赶快溜走了。

　　有意思的是，在亚非学生会议结束后不到一年，德维加应邀来中国访问，在同我们的接触中，他主动为自己在那次会议上的行为表示歉意。

　　（：：摘自《布拉格的回忆——参与国际学联工作二十年（１９４７年—１９６６年》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２月版　定价：３５．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