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８年，美国著名饮料品牌可口可乐曾撤出中国。如今，可口可乐在神州大地几乎到处都有销售。但在改革开放之初，可口可乐重入中国曾引起轩然大波，并惊动了中央高层。

　　老让人想到美国兵

　　我认识两位引进可口可乐的关键人物：佟志广和孙绍金。他们回忆起当年引进可口可乐的事，至今还是慨叹不已。

　　１９７６年，年轻的佟志广在中国驻美联络处任商务秘书。一天，当时的可口可乐公司总裁马丁找到联络处，向佟志广表达了一个愿望——向中国出口可口可乐。

　　１９７６年，中国政治局势动荡不安。佟志广告诉美方，现在进入中国“为时尚早”。他向对方这样解释，新中国建立以后出生的中国大陆老百姓，只在电影里见过可口可乐，而电影里的可口可乐又总和美国兵联系在一起。朝鲜战争之后，可口可乐的形象已不单是饮料那么简单了。

　　１９７７年，佟志广回到国内，进入中粮（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工作。这一年，马丁访问北京，又找到佟志广，再次提出可口可乐出口中国。马丁说，自己的公司和美国兵没有关系。

　　早在１９２７年，可口可乐就曾在上海设立工厂，叫正广和汽水厂。那里的工厂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成了可口可乐在海外最大的工厂。１９４８年，可口可乐撤出中国。

　　被美媒赋予政治意义

　　到了１９７８年，中国政治局势渐渐明朗。可口可乐与中粮开始实质性接触。在谈判中担任翻译的董士馨回忆：“当时我们没有中央的红头文件，仅有李先念副总理手写的一张纸条，大致是说可以进行此项工作。这张纸条就是中粮引进可口可乐的尚方宝剑。”中粮的谈判代表就是糖酒杂品处副处长孙绍金。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可口可乐公司与中粮在北京饭店签订协议。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市场，成为港澳之外第一家进入大陆的外企。

　　巧合的是，与此同时，在北京饭店同一层楼的另一间会议室里，中美两国正进行正式建交的谈判。１２月１７日，中美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自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当时，美国媒体怀疑可口可乐提前知道了中美高层外交动向。《纽约时报》与《华尔街日报》对此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看不出卡特总统与此事有何联系”，但美国媒体还是把可口可乐重返中国这一商业事件，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

　　遭到“老同志”抵制

　　可口可乐在北京的工厂建成后，一位老同志发话了：“中国的汽水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吗？不能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吗？非要喝可口可乐？简直是卖国主义。”要求中粮解释。

　　为此，中粮专门写了报告，阐述“可口可乐配方用了中国的桂油，有中国的产品在里面”等５点理由。

　　提起可口可乐配方添加了中国的桂油，孙绍金对我说：“岂止桂油，里面还有甘草、桂皮等很多中药。２０世纪末，可口可乐公司每年从中国土畜产总公司进口的中药就将近４亿元人民币。”

　　中央领导批示同意内销

　　北京的工厂于１９８１年４月投产后，产品供应饭店，收取外汇。１９８２年初，公司征得外经贸部同意，将供应饭店之后剩余的可口可乐投放市场内销。

　　１９８２年冬天的一个周末，可口可乐公司在北京各大商场推销可口可乐。

　　此举引起北京各大报的激烈反应。《北京日报》的“内参”以“可口未必可乐”为题发表文章，认为国家缺少外汇，引进可口可乐浪费国家大量外汇资源。政治局常委陈云在这份内参上批示：只准卖给外国人，不准卖给中国人一瓶。其他中央领导也都圈阅了。外经贸部根据批示，通知北京停止内销。

　　１９８３年，可口可乐公司找合作者中粮公司帮忙。中粮直接负责协调此事的是糖酒杂品处。副处长刘昌玺提议，以“人民来信”的形式直接向中央领导反映。他把想法告诉中粮主管杂品处的副总经理朱晋昌，朱说：“你敢写我就敢签名。”信写好，两人共同签名。

　　当时外经贸部部长陈慕华收到信之后，口头向万里副总理汇报了北京可口可乐生产销售情况，希望中央批准内销，万里当即同意。陈慕华将万里的意见批在刘昌玺的信上退回中粮。

　　当中粮把万里的意见告诉外经贸部时，部里表示，停止内销是根据中央领导的文字批示，要恢复内销，最好是有中央领导批示的正式文件。部领导责成中粮糖酒杂品处拟稿向国务院请示。刘昌玺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总理赵紫阳在报告上批了两个字：同意。姚依林、谷牧、李先念、陈云等中央领导都在报告上圈阅。这以后，可口可乐恢复了内销。

　　（：：摘自《交锋三十年——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　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０月版　定价：３５．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