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经常让我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下我的身高。每当这时，他和我的（矮个儿）同学们都会看着我，并一同发出“啊……”的感叹。

　　在上海交通大学留学的一学期里，让我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是，有门课终于结束了——因为这堂课的老师“太特别了”。他姓“习”（音），所以我们都叫他“习老师”。习老师是位２５岁左右的男士，他对我的身高有种近乎狂热的兴趣。

　　尽管我的身高在我们瑞典并不是特别突出（１．７５米只是瑞典女孩的平均身高水平），可在中国，有很多人都把我当外星人看。这也难怪：我至少要比他们高出两个头，而且我还是个女生。个子高、金发等外形特征，让我想不出众都难。

　　在交通大学的第一节中文课上，当我们坐下并相互作自我介绍时，我觉得自己是个异类。我们班总共有１８名同学，其中有１４个韩国人，３个日本人，还有就是我。不那么纤瘦的外表和非亚洲血统，为我“赢得”格外关注，特别是习老师。我那１．７５米的身高，让他觉得我是个有点儿令人惊讶的女人。

　　班里每个人都知道习老师对我的长腿和长胳膊充满兴趣。在开学之初，他就经常让我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下我的身高。每当这时，他和我的（矮个儿）同学们都会看着我，并一同发出“啊……”的感叹。

　　有很多次，在他用汉语造句时，我都不得不站在他的身边，那场景就像他造的句似的：“在瑞典，很多人像尤娜（音，是我的中文名字）一样，长得非常高。可是在中国，很多人像我一样，长得很矮。”班里其他人都被要求跟着他重复这些句子，我那时就感觉自己是动物园里一只形单影只的动物。

　　随着我们汉语水平的提高，讨论的话题也逐渐变得深入。比如，过去总被问及的“尤娜，你有多高？”变成了“尤娜，你为什么长得这么高？”尽管我跟习老师解释过多次，我在瑞典并不算太高，而且我的父母都在１．７０米以上，可这位顽固的老师始终不愿放弃这个话题，而是不断挖掘，拼命想找到一个更具体的答案。

　　为此，他问过我这样一些问题：我小时候做哪些运动？运动的频率是多少？我在哪儿上的学（难道我上的是专门培养高个儿孩子的学校吗？我都能想到当我给出否定回答时，他有多么失望）？我交什么样的朋友（难道我只跟特别高个儿的孩子交往吗？不是这样的……）？

　　终于有一天，习老师找到了这个难题的答案。当时我们正在谈论中国人的早餐，这时，他问我：“尤娜，你早餐吃什么？”“嗯……没什么特别的，我一般都喝咖啡和吃面包。”我如实回答。“面包？！”“对啊，面包。”“你早餐一直都吃面包吗？”“是啊，我想是……”“瑞典人是不是吃很多面包？”“我猜是这样……”终于，习老师“恍然大悟”般说，“你们这些家伙听到了吗！面包！瑞典人都吃面包！同学们，要是想长高的话，你们应该吃面包！你们应该给你们的孩子吃面包！你们必须吃更多面包！”

　　当时，班上所有人都已经烦透了他对我身高的兴趣。听到他的这些话后，大部分女生只是笑笑，男生们则翻个白眼，一副无奈的样子。我猜他们都暗自盼着习老师的“新发现”能将这个话题就此打住，最好是永远不再被提起！

　　可习老师仍抓着它不放。我曾偶尔提到我喜欢长跑，他显然很快记住了这个细节。因为有一天，当一个韩国同学告诉我们，妻子刚刚生了小孩的消息时，习老师这样告诉他：应该喂孩子面包，并让他练习长跑，这样他才能长高。“因为瑞典人就这么做。”他说的同时还冲我微笑着。我所能做的，只有还以笑脸。而那位韩国同学则一脸介于疑惑和惊愕之间的表情。

　　好吧，如果有人相信的话……我们在瑞典的“真实生活”就是这样的：我们有了孩子以后，一旦他们可以走了，我们就把他们放在跑步机上，让他们练习，他们无论什么时候饿了，我们就塞一片面包在他们嘴里。“使劲儿嚼！”我们冲他们说，孩子就开始嚼面包，并开始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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