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一所极普通的小学，与全国其他学校没啥两样：使用北京市统一教材，参加一年一度统一的毕业和升学考试；它又是一所极不普通的小学：曾被编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序列，学校各级领导由中直机关党委任命，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还给学校题字。它就是“新中国第一小学”——育英小学。今年１１月２１日是该校正式建校６０周年，作为该校老校友，作者披露了该校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１．全体师生急行军离校避险

　　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６日，蒋介石悍然下令向中原解放区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党中央所办的延安洛杉矶托儿所（解放后改名为北京万寿寺幼儿园，现名总政幼儿园），于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２８日撤出延安，开始了一年半的颠沛流离。１９４８年５月２６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领导机关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与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

　　洛杉矶托儿所跟随党中央，也在距西柏坡村不远的苏家坨村落下脚来。

　　离开延安时，洛杉矶托儿所共有近百名幼童。经过一年半的长途迁徙，连中班的孩子也都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中央书记处决定创办一所自己的寄宿制学校。

　　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供给部原有一个小学，只有十几个学生。这小学就被扩展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育英学校”。入学孩子包括附近中央直属机关和解放军总部所属各单位全体在职人员的学龄子女。不分父母的资格和职务，一律平等看待，一起在校生活。

　　第一任校长刘建勋多才多艺，传唱至今的《育英小学校歌》，就是他作词作曲的：“小小的叶儿哗啦啦啦啦，育英小学是我的家。学校里面真正好，唱歌跳舞笑哈哈……”

　　学校设在下东峪村，离西柏坡村只有十余里，村旁有一条滹沱河的支流流过。校舍是一家地主的大院子。主院有一排北房和东西厢房，全是砖瓦房，后院和偏院都是干打垒的平顶土房。学校又加盖了几间平房，在当地请来几个木匠，打造了一些黑板、桌子、板凳、秋千、单杠、双杠，都没有油漆。这就是学校最初的全部家当。

　　１９４８年底，育英学校全体师生一度急行军，到达一个叫滚龙沟的地方隐蔽，以防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发动突袭。但不久后师生就回到下东峪村。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１日举行开学典礼，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育英学校宣告正式成立。这是育英小学正式诞生的日子。为了纪念１９１７年爆发的十月革命，后来每年的校庆日就选在１１月７日。开学典礼非常隆重。会后集体合影，中午会餐，晚上放映了露天电影。电影是美国原版的《米老鼠和唐老鸭》，把大家逗得笑破了肚皮。

　　第二天就开始上课了。每个班２０人左右，都是６～８岁的孩子，使用边区政府编写的教材。

　　孩子们的服装是统一发给的。各部队向党中央送来一些战利品，领导同志把其中大部分转送给医院、托儿所和小学。孩子们偶尔可以吃到大米和白面，更有其他地方难得一见的饼干和奶粉罐头。

　　２．杨尚昆任名誉校长

　　北平和平解放了，中央办公厅立即派出干部，参与接收北平。副校长孙统一也随团到北平，他的任务是为育英学校勘定校址。

　　孙统一看中了万寿路最西端的一片旧军营。邻近有中央书记处和中央警卫团，将来在安全上有充分的保证。在安全问题上，以前是有过血的教训的。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８日，延安洛杉矶托儿所里刘伯承５岁的女儿刘华北，在半夜里被偷偷潜入的特务分子暗害。此案一直未破，成了延安幼教工作者挥之不去的心病。

　　经中办主任杨尚昆拍板，孙校长的选址方案被批准了。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２日，育英学校告别下东峪村，迁往北平。４月２３日，学校车队到达北平驻地。

　　这是在荒野上一处孤独的残破军营，四周几乎没有人家。遍地是荒草和废弃的工事，到处是弹坑，地上撒满了子弹壳。所有院墙上都用白石灰画着大圆圈，据说这里经常有野狼出没，画白圈是为了吓唬野狼的。

　　清理旧战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工作。随处可以捡到没有爆炸的炮弹、手榴弹和生了锈的子弹。就在清理旧战场的时候，一位警卫战士触发了地雷，不幸牺牲。经过解放军工兵营的清扫，排除了所有战争遗存的危险品。

　　中央书记处决定改组育英学校的领导班子，学校正式更名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成立校董会，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任主任、名誉校长。

　　３．毛泽东的女儿也进了育英小学

　　１９４９年秋季开学，总人数已近２００。学生来源扩大了许多，有些一直跟随父母的孩子，现在也纷纷送了进来。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和李讷、侄子毛远新等人，就是这个时期进入育英小学的。

　　从１９５１年起，学校进入连续三年的全面建设的高潮，陆续修建了宿舍区、教学区、食堂、礼堂、图书馆、体育馆和校医院。虽然校舍是全新的，但使用的建筑材料尽量简朴，强调的是施工质量。

　　１９５３年新校舍落成，名誉校长杨尚昆特意请朱德为育英小学题词，镌刻在学校大门照壁墙上。题词是：“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和祖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后来朱总司令曾偕同夫人康克清，一同到育英小学来看孩子们，并同孩子们合影留念。

　　学校仍然实行供给制和寄宿制。伙食是部队的中灶标准。被服、生活日用品、教材和文具则全部由公家发放。虽然育英小学的生活、住宿条件相对很好，但崇尚俭朴、反对铺张的校风代代相传。同学们身穿补丁衣裤司空见惯，并不觉得不好意思。人人都会自己动手补袜修鞋。

　　４．“又送走了２８个布尔什维克”

　　１９５０年秋天，育英小学迎来５０多个来自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他们就是电影《红樱桃》中描写的那批革命烈士的子弟，父母都是我国老一代革命家。党中央对他们极为关怀，新中国成立后，局势一稳定下来，就把他们接回祖国，送进了育英小学。

　　他们回国后，朱德、任弼时、林伯渠代表党中央在中南海接待了他们，合影留念。

　　由于在苏联长大，这些学生的生活习惯、语言都已完全苏联化了。学校为他们开设了中文补习班，请来了翻译，建立了西餐厅。这些孩子都非常争气。当中文补习到一定程度以后，年龄大些的孩子又到苏联上大学，年龄小的孩子则留在育英小学学习。年龄半大的２８个孩子，程度相当于中学，被送到哈尔滨中长铁路苏联学校用俄文继续学习，为去苏联上大学作准备。送走这２８名学生后，当时的校长韩作黎满怀深情地说：“咱们今天又送走了２８个布尔什维克。”

　　育英小学曾接纳了许多东南亚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就读。他们毕业后有许多人返回自己的祖国，也有一些人长期留在了中国。

　　５．毛泽东亲手给学校题字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３日，中国少年儿童队成立（１９５３年６月，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１９５０年６月１０日，育英小学建队，第一批入队的是１３名年龄最大的同学。

　　每年“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中直育英小学都派代表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观礼。１９５２年国庆节，育英小学学生李莉莉代表全国少年儿童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毛主席献花。

　　育英小学学习氛围很浓，人人力争上游，这也和领袖的殷切期望有关。

　　１９５２年“六一”儿童节前，毛泽东主席通过他的女儿李讷，送给育英小学一个珍贵礼物——他亲手书写的“好好学习，好好学习”的条幅。全校师生欢欣鼓舞，制作了玻璃镜框，把它高高悬挂在校部大厅里。韩作黎校长号召全体师生，以此为鞭策，好好学习。

　　６．刘少奇的儿子没钱寄宿

　　１９５５年８月３１日，国务院正式颁布命令，将供给制待遇一律改为工资制待遇。改行工资制待遇后，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一切生活费用，均由个人负担。这也意味着这所干部子弟学校的体制也走向终结。

　　以前，共产党军政人员的子女被送进寄宿制的干部子弟学校，都是集体过供给制生活，不用交钱。而从１９５５年９月１日新学年开始，新生报到时须缴纳学费。学费由课本费、学杂费两部分组成。如果有条件继续实行寄宿制，应增加伙食、住宿等相关费用。

　　１９５６年，中直育英小学改称北京育英小学，划归海淀区教育局管辖。新的入学条件是革命遗孤、烈士子女或父母双方出国，家中无人照顾的孩子。

　　转轨之后，让子女继续上寄宿制学校，这对子女多的大多数干部甚至最高级别的干部，都是个不小的负担。１９５５年９月１日刚一开学，不少人就把子女转到城里上普通学校了。其中包括刘少奇的儿子刘丁丁、陆定一的女儿陆瑞儿等。

　　受影响最大的是烈士遗属。以秦邦宪（博古）的遗孀张越霞为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她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单靠自己的工资难以供养６个子女。于是，杨尚昆为张越霞的每个子女申请到每月２０元的生活补助。

　　７．“文革”中曾遭严重打砸抢

　　“文化大革命”中，曾刮过一阵“砸烂修正主义重点学校”的歪风，许多老师因此受到冲击，遭受严重的人身侮辱。与刘少奇有过接触的老师更是被戴上了“刘少奇孝子贤孙”的大帽子，被整得死去活来。一些坏分子和一些不懂事的红卫兵，利用打砸抢的机会，肆意劫掠公私财物，使学校的珍贵财产和文物损失殆尽……

　　此后，北京育英小学又数次易名。从１９７２年起扩建，招收了中学生，学校定名为“北京育英学校”。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为它题写了新的校名，悬挂在学校正门。这个校名至今未变。

　　育英小学的孩子们从小就被教育牢牢记住，自己是普通的劳动者；现在学习知识，将来要把一切都献给劳苦大众；同学间不问父母是谁，没有攀比父母职位高低的风气……

　　这就是育英小学的校风。

　　育英小学从创办至今已６０年了，它的毕业生中既有部长、省长、将军，也有科学家、企业家、教育家、作家、学者、医生、工人、农民……不论从事何种职业，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国家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