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０岁的陈严贵（音译）长得壮实魁伟，穿着一套并不合身的西服，他是典型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农民。

　　陈的商务名片上印有本人和大豆的照片，以及一个跟大豆和土豆生产有关的网址。他的“大豆合作生产组织”已经吸引了一百万村民加入。由于这种大型生产合作形式集中了足够的耕地，因此能够进行机械化收割以及种子肥料的集体采购。

　　“合作是充分利用耕地和提高生产力的最好方式，”嗓音洪亮的陈说：“这比以前有效，当时，每户人家只有一小块地，从种子到销售都要自己一手包办。”

　　这样的生产模式应该能从１２日闭幕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国最高领导人批准的改革中获益。这场改革旨在增加规模经济，使农村可支配收入到２０２０年翻一番，以及刺激人口稠密的农村地区的投资。

　　在中国，农村地区的收入增长落后于繁荣的城市。农民抗议土地征用，地方官员滥用权力以及其他冤屈引起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担忧。

　　因此，在此次旨在确立今后几年政策方向的会议中，农村改革成了最重要的讨论主题。会议出台改革措施，允许农民通过买卖租赁权来合并土地。改革的支持者说，这将提高生产力，推动农业综合企业发展，并最终缓解城市移民过多的问题，提高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

　　按照中国的法律，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控制权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在中国建国初期，成千上万的农民一起劳动挣工分，产品则由国家以很小的补偿收购。虽然当时的分配方式很平均，但农民收入很低，劳动积极性也不高。３０年前邓小平的改革，使农民可以长期承包土地，结束了他们数十年的贫困生活。

　　现在政府仍然确保最低粮食价格。但农户大多数自己耕种，然后把产品拿到市场上卖。不过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愿务农吃苦，而是选择到富裕的城市打工，挣更高的工资。生产力低下和耕地萎缩开始威胁到中国的粮食安全。

　　陈所在的村子位于黑龙江省，在那里，农户能租赁２４亩地。而在种水稻的南方多山地区，每家农户拥有的田地通常不足３亩。中国人均耕地面积０．０９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黄鸿翔说：“农民不可能靠这么一小块地致富。只有耕种１０００亩而不是１亩或１０亩，他们的收入才能改观。”

　　合并土地、合作生产的好处显而易见：一些进城务工的村民把自己的地包给陈，而陈每亩地会付给他们２３０元钱。由于集中生产和大豆价格提高，去年陈的合作组织中每户人家都挣到七八万元，比得上城市家庭的收入了。

　　改革还为农村吸引了更多投资，很多商业项目陆续在农村投产，为农民提供了更多工作岗位。

　　一些改革者提出让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而且必要时可以卖掉。但其他人认为这会导致中国农民工大军回乡无地。来自安徽的农民吉常涛（音译）说：“我还是愿意留着自己的地，年老时我还想回农村生活。”现在，吉把自己的地包给了同村人，眼下他在北京开着一家物流公司。

　　（：：美国《福布斯》网站１０月１３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