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巴尔干半岛的阿尔巴尼亚，曾在新中国的外交领域占据特殊的地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诉求曾令两国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友谊；而到了７０年代末，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又使得双方分道扬镳，甚至濒临断交的“冰点”。

　　本书作者是中国派往阿尔巴尼亚的首批留学生之一，历任中央领导人阿语翻译、中国驻阿特命全权大使等职务。上世纪６０年代末，他还曾主持过阿文版《毛主席语录》等重要文件的翻译工作，并亲眼见证了中阿友好交往的一幕幕历史。

　　１．毛泽东贺电“激起千重浪”

　　中阿关系热气腾腾。１９６６年１１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有力地把两党两国的关系提升到“炎炎盛夏”。

　　当时，我奉命长住钓鱼台，参与筹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阿尔巴尼亚祝贺事宜。代表团团长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副团长是政治局委员李先念，康生亲自抓贺电的起草。由于对初稿不甚满意，他索性把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叫来，亲自交代，并指示我为后者提供材料。最后的基本稿就出自王力笔下。

　　此稿文笔优美，热情洋溢，富有诗意，充满时代气息。康生满意有加，把这份贺电呈送毛主席。主席在审阅中未改动一个字，便在落款处用毛笔签上了“毛泽东”三个大字，不仅正本签了，连副本也签了。事后，康生乐呵呵地把两份签字本都拿给我们看。

　　毛主席致阿劳动党“五大”的贺电，我和同事们逐字、逐句、逐段地认真翻译，细心推敲用语，最后都可以把中、阿文本背诵出来了。电文把阿国形容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把阿劳动党赞扬为“耸入云霄的高山”，把中阿关系比喻成“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贺电公布后，广大群众普遍爱读，其中的“一盏明灯”、“两句唐诗”更是家喻户晓。贺电的有关内容和段落还被编成“毛主席语录歌”，在中阿两国传唱。

　　这份政治分量很重的贺电，经中共代表团当面交给了阿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在宴请中共代表团时，霍查做了一个精心准备的回报动作——只见他从兜里掏出一本法语版的《毛主席语录》，一本正经地说：“我和我国少数懂法文的人读它是没有问题的，可阿尔巴尼亚人民需要的是阿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啊！”

　　宴会结束后，阿党第二把手谢胡送客出门时，又单独向康生重申了霍查关于阿文本《毛主席语录》耐人寻味的表态。后者满口应承，表示“非常理解，回国就办”。当晚，康生就把伍修权（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和我叫到他的屋内，交代伍副部长主管落实阿文版《语录》的工作，并要求我尽快组成一个精干的翻译班子。

　　２．“霍查同志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１９６７年初，我被借调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短期工作，与老同学熊源杰共同负责《毛主席语录》的阿文翻译工作。在基本排除政治运动干扰的情况下，阿文版《语录》初稿在同年春夏之交完成。《语录》不是一本大书，单纯翻译难度并不大，但文字加工上还得多费工夫。按既定计划，中联部请来了阿尔巴尼亚方面的语言专家，同我们一道完成最终定稿工作。

　　阿方派来的两人，一名是理论干部万捷尔·莫依修，另一名是霍查的译员穆菲特·穆希。部里专门为我们在北京饭店租了三个房间，客人各住一间，我的卧室兼办公室。中方人员后来又增加了外交部同事赵世琏。中阿双方“３＋２”的班子字斟句酌、友好切磋，偶尔还进行辩论，总的来说合作得不错。尤其是穆菲特，为人谦虚和善，和我们的共同语言很多。

　　当年８月中旬，阿尔巴尼亚文的《毛主席语录》顺利出版了，首批印了两万册，直接交由轮船公司运往阿尔巴尼亚。为酬谢两位阿方专家付出的辛劳，中联部一局派了一名干部陪同客人到外地旅游，我则暂留北京饭店驻地做收尾工作。８月２０日，忽然有两位军人找上门来，要我立刻乘飞机前往南方，说是有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次日下午两点三刻，我准时赶到上海西郊宾馆。不一会儿，阿尔巴尼亚的《语录》专家莫伊修和穆希竟然也来了。就在寒暄之际，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我们眼前。毛主席身着一套整齐的浅灰色中山装，微笑着向我们招手，然后坐下来谈话。

　　主席先向我垂问：“外交部（‘文革’情况）现在怎么样？”又问：“你对陈毅是什么态度？”我答：“我拥护主席对陈毅同志‘一批二保’的指示。”主席听了，似乎觉得我言犹未尽，还在等待我说些什么。我接着说：“对陈毅同志‘一批二保’，就像对待一个身体不适的人一样，让他洗个热水澡，出一身汗，健康就好了。我理解的‘一批二保’就是这个意思。”

　　主席点了点头，用手轻轻一挥，指向两位客人，要我把刚才的一席话翻译给阿尔巴尼亚专家。显然，具有调查研究习惯的毛泽东希望借此机会，了解来自基层的观点。他“轻轻一挥”这个动作，证明了当年的中阿关系是多么特殊，中国一些重要的内情也想让阿方知道。

　　毛主席的谈话主要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内容，提及《毛主席语录》时，他说：“这个小红书呀，我看没有什么用，是林彪让人搞出来的。”当客人称毛主席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时，主席插话说“霍查同志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此，中方对这位阿一号领导人的赞颂就多了一顶新的桂冠。回想起来，这大概也是毛主席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五大”贺电后，又一个促使中阿关系升温的因素。

　　３．江青邀阿官员看样板戏

　　为适应屡屡“高温”、常常“酷热”的中阿政治关系，两国文化交流也有了新的内容。１９６９年，阿尔巴尼亚派大型歌舞团访华，演出开幕式原定由国务院文化组（即文化部）主办，地点是天桥剧场。后来，中央听说节目中有两出革命现代芭蕾舞剧，一是阿尔巴尼亚的《山姑娘》，二是阿中演员同台合演的《红色娘子军》，遂决定“全面升格”：改由中央文革小组主办，地点也换到人民大会堂，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成员全都出席了。

　　在表演中，阿尔巴尼亚的歌唱家们合唱了一支词、曲均出自阿作者之手的歌曲——《北京—地拉那之歌》：

　　北京—地拉那，中国—阿尔巴尼亚，

　　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国家，

　　中阿人民亲如兄弟，

　　团结在马列主义旗帜下，

　　万岁毛泽东，万岁恩维尔·霍查。

　　印象里，在中国的革命歌曲中，把两个国家领袖并列在一起歌颂的，仅有５０年代初出现的“毛泽东、斯大林，斯大林、毛泽东，像太阳在天空照”。阿尔巴尼亚歌舞团演出结束时，中方领导人登台祝贺，电视和摄影镜头都突出了喜形于色的江青。这位“中央文革”的掌门人高兴之余，口头邀请阿尔巴尼亚大使改日观看她导演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

　　此后不久，江青果然邀来了阿驻华使馆的外交官和夫人们观看《智取威虎山》。也许是知道阿国号称“山鹰之国”，她对这出戏作了别出心裁的修改：第一，把威虎山山洞入口处的大雕卸下来，换上一个人造的大白熊脑袋；第二，要我在翻译时不用“坐山雕”这个词，而只称他“土匪头子”。如此改动，让整部戏显得不伦不类。但无论如何，当时的江青具有特殊身份和很高的地位，也算是为中阿关系注入了活力。

　　４．阿方对华“三大支持”

　　在中阿关系火热的年代，每当阿方对中国的慷慨援助表示感谢时，中国领导人总要这样回答：援助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确实，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的“三大支持”——支持中国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支持文化大革命、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也是有目共睹的。

　　关于这“三大支持”，从历史观点和最终效果来看，鉴于中苏两大国、中共和苏共两大党在处理相互关系上都有过不可取之处，对导致双边关系恶化均有责任，故对阿的第一项“支持”进行事后评估，就很难有正面意义了。再者，由于“文革”是一场动乱，已被否定，所以阿尔巴尼亚当年的“支持”也只是起了“添乱”的作用。

　　阿尔巴尼亚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权利，则是真正宝贵的支持。这种支持虽未像前两项那样多出自阿主要领导人之口、被大宣特宣，但阿尔巴尼亚政府，特别是它的外交部进行了大量工作；不仅多年一贯、始终如一，而且尽心尽力、坚持不懈。

　　此外，阿方对中国的文艺事业也有不小的贡献。在“文革”岁月，《第八个是铜像》、《广阔的地平线》、《海岸风雷》、《宁死不屈》等阿尔巴尼亚影片大量进入中国。说起来，最后一部片子的片名还是我起的；它的阿文原名叫《胜利战胜死亡》，念起来挺别扭，所以才在审查该片时改了名字。

　　许多人至今还记得，当年曾流行一个关于进口影片特点的“顺口溜”：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朝鲜电影“又哭又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为什么说阿国电影“莫名其妙”呢？大概是因为其创作手法倒叙太多之故。今天看来，阿尔巴尼亚影片在艺术上确实粗糙了一些，但其内容总的来讲还是可圈可点的。影片体现的爱国、革命精神不仅符合那个时代的需要，也是我们今天进行传统教育时不可缺少的。

　　（：：节选自《往事如诗——范承祚回忆录》，南京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７月第一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