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同志是我国外交战线上的杰出代表。世界知识出版社最新推出的《吴建民传》一书，记述了吴建民由一介普通少年成长为魅力外交家的人生经历，同时也披露了我国一些外交大事的内幕。

　　１９８９年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多事之秋；对中国的外交工作而言则是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对每一位驻外的高级外交官来说，更是一段由于艰辛苦涩而无法忘怀的经历。面对重重压力，时任驻比利时大使的吴建民为突破西方制裁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作为国家使节的责任感与外交智慧，也在这种非常事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磨练与升华。

　　１．“３个月后，贵国现政府是否还存在？”

　　北京政治风波发生时，担任驻比利时使馆参赞的吴建民刚好在国内休假。等到他再次踏进布鲁塞尔古城时，周围的一切与离开前都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从前，欧洲各国都愿意与中国打交道，与欧共体的官员见面很容易，而且对方也很客气；可是当吴建民回到工作岗位上时，所有的门仿佛一夜间都对中国关闭了。

　　从１９９０年１月１日起，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的工作全部由吴建民主持。担负驻外机构第一把手的重任，对吴建民来说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他很想在新年伊始就有所动作，使处于困境中的外交有所改观。

　　一天午饭前的酒会上，吴建民看到了欧共体委员会副主席安德里森的办公厅主任。懂得欧盟内部运作机制的人都知道，办公厅主任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掌握着实权，还可以通过他安排会见安德里森的日程。所以吴建民就走到这位主任身边，和他聊了起来。

　　对方知道吴建民是中国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就问了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吴建民也见机行事，对他说：“如果你对中国的情况感兴趣，过一阵咱们可以一起吃顿饭，我可以给你介绍有关的情况。”不料，这位办公厅主任斜撇了吴建民一眼，竟回答：“过一阵？不知３个月之后，贵国现政府是否还存在？”

　　吴建民感到血直往头上涌，心想：说到底，你不就是认为地球要按照你们的意志转动，时间不在中国人这边吗？此时，他的脑子里突然闪出一句欧洲人常讲的谚语，随即把它甩了过去：“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我们看吧！”

　　在那一瞬间，吴建民再深刻不过地领悟到，一个外交官的荣辱总与祖国的盛衰相依相系。的确，如果你的国家国势颓微，政局不稳，纵使你再有睿智，再有风度，又能有几分施展的空间呢？因此，当祖国陷入短暂的困境时，作为一个外交官，更应该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２．妙语疏导留学生情绪

　　进入１９９０年夏季，大使馆主管教育的领导找到了吴建民，说：“事情过去快一年了，但留学生们的情绪还很激动。是不是把他们中的骨干请到使馆来谈谈话？”吴建民觉得自己应该做这方面的工作，当即表示同意。

　　和留学生的见面被安排在大使馆的礼堂里。让吴建民没想到的是，留学生一下子来了快２００人，把大厅挤了个水泄不通。

　　吴建民先向留学生们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国内的形势，讲完了就叫学生提问题。有个人突然站起来质问道：“吴代办，我们这个国家是怎么搞的？听说现在又提倡学习王进喜、雷锋了。老是在原地兜圈子，你说这样的国家还有希望吗？”

　　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而且引得全场热烈鼓掌，可以看出听众的倾向性很明显。其实这位学生的话是有逻辑缺陷的，但吴建民知道，若一上来就跟他分析逻辑，肯定会遭致反感，对话可能就进行不下去了。

　　“中国还有没有希望？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他不紧不慢地接过话头，“看来这位同学提的问题很反映大家的情绪。但是，像我们这样一些人，在世界上经历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有这样的感觉：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英雄，本人在美国待了１０年，讲来讲去就是华盛顿、林肯、杰斐逊，讲了两百年了，不厌其烦。同样的道理，中国就不该有自己的英雄吗？王进喜为了祖国的石油能够自给连命都不要了，纪念他、学习他难道不应该吗？”

　　这几句话一出口，刚才还很嘈杂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了。吴建民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你给他们讲马列主义、讲大道理肯定不起作用。既然他们提到英雄，我就讲咱们国家自己的英雄。王进喜为什么不能成为中国人民的英雄？他身上反映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什么不能提倡？就是这几句反问，一下子把他们给镇住了。”

　　留学生们的情绪稳定了下来，气氛变得比较融洽了。后来，一位在比利时开中餐馆的老板告诉吴建民，他的餐馆有一名中国留学生打工。此人是学生会的领导，起初对国内发生的事很有情绪，但听了吴建民的讲话后态度明显有了变化，还说：“吴代办有水平！”

　　３．西方国家也非铁板一块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并没有出现像许多西方“预言家”们预测的情况。中国的政府没有垮，倒是美国的特使和一些前政治家陆续打破了制裁的限制，一而再地前往中国。

　　欧共体１２国一度追随美国对中国实行制裁，致使双边关系严重倒退，政治往来和经贸合作都受到较大挫折。此刻，西欧的政治家也开始思考，感觉制裁对双方都没有好处。于是到了１９９０年下半年，西欧诸国也开始调整对华政策，进行恢复关系的接触。

　　在这样的背景下，布鲁塞尔一些国际机构对中国关闭的大门重新露出了缝隙，吴建民与欧共体、欧洲议会的官员们也可以说上话了。

　　这天，一位欧盟委员会的官员在同吴建民交谈时，突然感叹道：“我对未来形势的发展感到有些忧愁啊。”吴建民问：“你们还有什么可发愁的？不是觉得形势一片大好吗？”

　　那位官员回答：“我是担心，如果形势照这样发展下去，苏美两极中苏联这一极垮掉了，中国也受制裁困厄，一极独大而没有制约的因素，那样的世界将是可怕的。”

　　闻听此言，吴建民的心被猛地触动了——原来，并不是所有的西方人都盼着社会主义国家一夜之间全垮掉，还是有些人希望中国发展起来的啊。进一步的深入观察使他发现，欧洲有许多有头脑的人士其实都怀有类似的忧虑，即认为如果世界成为美国一家的天下，欧洲人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因此，他们不主张欧洲在对中国的事情上做得太绝。

　　此后，吴建民又遇到一位愿意和他沟通的欧盟理事会官员，对方叫亚努奇，是个意大利人。有一次，亚努奇悄悄告诉吴建民，在西方世界追随美国宣布对中国进行制裁后，当时的意大利总理安德雷奥蒂曾在私下议论：“那么一个大国，制裁行吗？把它孤立行吗？”而他个人也对此持怀疑态度。

　　吴建民把了解到的这些新情况向国内做了反映：西欧并不是只有一种声音，美国的意愿同西欧的意愿也并非重叠无二。在统一制裁、孤立中国的表象背后，还有质疑、反对的意见。因此，中国的外交在如此形势下，还是有活动空间，还是能做些什么的。

　　４．“困境外交”令他更加成熟

　　得到鼓励的吴建民更积极地行动起来。当时最难做工作的要数欧洲议会，他便多次单刀赴会，直接与对华关系代表团接触。代表团团长恰好也是意大利人，见了几次面后，他居然主动提出请吴建民吃饭，席间更向吴建民发出邀请：“你到我们欧洲议会来，讲讲中国的情况吧。”

　　就这样，吴建民独自走上了欧洲议会的讲坛。此前一年多的观察思考，已经让他对欧洲的问题心中有数。加上在联合国的时候也有过无稿演讲和即席辩驳的经历，到此与议员们对话，他心里并不发怵。其实，这些议员的意识形态色彩很浓，有些人根本不愿意同中国代表接触，有些是专门来找中国麻烦的。但他们居然把吴建民的话都听下去了，没有出现打断的情况。事后，连现场的翻译也对吴建民讲：“他们没有对你表现出反感，有人还觉得不错，能取得这样的效果，确实是不太容易的。”

　　当１９９０年的最后一页即将翻过的时候，情况已出现了明显好转，吴建民也同各国驻布鲁塞尔机构的官员们有了更广泛的接触。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外交部新的任命。

　　临别之际，英国驻比利时使馆的一名参赞问吴建民在布鲁塞尔一年多有什么感受。吴建民想了想，说：“刚来布鲁塞尔的时候，情况非常好，我也非常想大干一番，可不久形势就陷入低谷。幸好，经过中国使馆的努力，势头现在又慢慢地往上走了。高潮我经历了，虽然短暂，也算有幸；低谷也经历了，虽然艰难，可更磨练人。总之，在我的外交生涯中，布鲁塞尔这一段经验是不可取代的。”

　　英国参赞对吴建民的话表示赞同：“高潮、低谷……的确，作为一名外交官，没有这两个方面的经历，是有缺陷的，是不全面的。”

　　这次餐桌边的对话再次触动了吴建民。他意识到，自己能够保持对形势的清醒认识，和此前在联合国的十余年磨砺有很大关系——世界那么大，今天这里燃起战火，明天那里冒出经济危机……但东方不亮西方亮，坏消息后面有好消息，世界总在往前走，社会总是向前发展，低谷当然有，但终将被越过。站在这个高度，就能让人形成大局观，长远观；有了这两点，一个人面对逆境时就永远不会消沉，永远不会熄灭向上进取的勇气。

　　（：：节选自《吴建民传》，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７月第一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