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重新执政后，面临一系列考验，人才匮乏是其中最大的挑战之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民党在网罗岛内人才的同时，也明显加大了对现有人才的培养力度。据台湾媒体报道，一直被视为国民党“党校”的“国家发展研究院”已着手扩编，并将开设面向高级官员的“研究班”。此事一经报道，随即引起岛内关注，有人称，在“研究班”学习将成为国名党官员升官的捷径。

　　１．国民党出现人才断层

　　据台湾媒体报道，一直被视为国民党“党校”的“国家发展研究院”已着手扩编，并将开设面向高级官员的“研究班”。国民党秘书长吴敦义证实，研究院将筹办“研究班”与“讲习班”，为国民党和台湾培训人才。其中，面向高级官员的“研究班”定位，类似于当年研究院刚创建时的“国家建设研究班”，差别仅在于，培训班的名称从“国家建设研究班”变为“研究班”。

　　此外，国民党中央还计划以３个月为期限，组织各系统的优秀党员进行短期集训，这就是“讲习班”。此前有媒体询问，国民党党员经研究院培训后，是否等于取得了“入阁”证书？吴敦义表示：“人才若被政府拔擢，国民党中央也不能据为己有。”

　　由于在野８年，国民党出现了人才断层的危险。国民党重新执政后，随即着手研究扩大研究院的编制，决定注入资金租借场地、充实师资，将培养人才列为未来两年“党务重点工作”。５月１３日，国民党中央正式行文研究院，要求其筹办训练课程，为明年底县市长选举训练“战将”。

　　按照国民党中央的规划，“研究班”将为“内阁培训班”，培训对象限于政务、学界、党务的优秀党员。

　　据说，为了提高“研究班”的培训质量，国民党主席吴伯雄被列为“当然教授”，国民党智库的学者也将成为授课教师。国民党中央还将协调“行政院”部会首长，轮流到研究院担任客座教师。另据报道，“研究班”开班后，原则上也会邀请正副“总统”马英九、萧万长及“行政院长”刘兆玄致词。

　　２．轰轰烈烈地“走过场”？

　　据报道，研究院的前身是“革命实践研究院”，创建于蒋介石推行的“革命实践运动”中。１９４９年，国民党败逃台湾后，蒋介石总结了失败的教训，认为干部作风浮夸是根本“症结”，必须彻底革除这一恶习，于是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革命实践运动”。

　　台当局根据蒋介石的授意，颁发了《革命实践运动纲要》，对“实践”的要点、办法、基本要求及步骤进行了详细规定。为将“革命实践运动”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蒋介石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６日在台北草山创立了“革命实践研究院”，自任院长。他还为“革命实践研究院”的学员规定了所学课目及教育方针：“大抵为制度、战略、政策各种原则之研究，理论基础，哲学思想，行动纲领之建立。”

　　在“革命实践研究院”的开学典礼上，蒋介石发表讲话称：“这次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召集大家来学习、研究，惟一的意义，就是要从院长本人到每一个学员，都要检讨过去的错误，反省过去的罪过，了解我们过去失败的原因，然后研究如何战胜敌人。”此话一出，国民党《中央日报》立即大肆宣传，“革命实践运动”在台湾全面展开。

　　从１９４９年开始，“革命实践运动”搞了５年，看似轰轰烈烈，实际上基本是在“走过场”。１９５４年，蒋介石对“革命实践运动”进行总结时说：“５年以来，大家尽管随时在讲‘实践’，然而对于平日所学所知和所订的工作计划，究竟实践了多少呢？我虽不敢说大家根本没有去躬行实践，可是真正切己体察困知勉行的同志，那实在是不很多见。”

　　尽管“革命实践运动”收效不大，但“革命实践研究院”得以保留下来，并逐渐发展成为国民党的“党校”。１９５３年，该院在台北木栅设立中兴山庄，负责培训基层干部。１９５９年，草山校区与木栅校区合并，在木栅办学。１９７５年，“革命实践研究院”迁到阳明山，原校区给台“国防部”办青年干部培训班使用。１９９４年，“革命实践研究院”再次迁回木栅。２０００年１０月，“革命实践研究院”更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此后，因国民党失去政权，该院日益萎缩。

　　３．研究院里出高官

　　蒋介石寄予厚望的“革命实践运动”最大的收获，恐怕就是借助“革命实践研究院”为国民党培养了一批干部，很多毕业生后来都走上了高级岗位，对国民党乃至整个台湾，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据报道，“革命实践研究院”当年开办“国家建设研究班”、“国家发展研究班”两个班次，均被视为“升官跳板”。从１９４９年开班到２０００年前后，先后有１０４９７３人接受培训，这些党、政、军与各行各业的精英，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接受长至３个月、短至数天的集训。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台当局中央部会首长，都得进入“革命实践研究院”学习。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在“公卖局”局长任内，进入“国建班”第二期受训，结业后一路官途顺遂。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国民党财经大佬徐立德当年担任“行政院”第５组组长时，进入“国建班”第１期受训，随即被拔擢为“财政部”次长，最后做到了“行政院”副院长的位置。

　　另外，施启扬、关中、刘泰英等国民党大佬，也是“国建班”第１期的毕业生。李焕“内阁”时期，２２位阁员中有１９人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受过训，７人毕业于“国建班”。当时，台湾政坛分析人士认为：“‘国建班’是当年李焕所创，老师提拔学生也是理所当然的。”

　　早年，“革命实践研究院”还创立了各种“讲习班”，前“副总统”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立法院长”王金平等，都曾入班受训。据曾在“讲习班”接受培训的国民党党务主管回忆，培训的内容不外乎历史、党史，几乎都是“思想再教育”，但是，进入“革命实践研究院”就意味着被长官赏识，况且，和一群“准部长”成为同学，人脉关系得以累积，将来不论在政务或党务系统，都有较大的“发挥空间”。

　　４．马英九与研究院有渊源

　　鲜为人知的是，马英九与“革命实践研究院”颇有渊源。据披露，马英九本人，还有他的父母马鹤凌、秦厚修，一家三口都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受过训。

　　据“革命实践研究院”的档案记载，马鹤凌系湖南衡山人，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９日生，在各级党部服务近４０年，最高职位为“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处长，７０岁退休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考纪会副主委。马鹤凌曾两次入“革命实践研究院”受训：１９５３年１１月参加“第１期地方党务建设研究会”；１９５５年１月参加“第４期党政军干部联合作战研究班”。马鹤凌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湖南衡山籍的同学有秦孝仪、唐振楚等人，唐振楚时任“总统府”第１局副局长，秦孝仪时任“总统府”一级秘书兼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４组副主任，他们两人后来对马英九的仕途都有较大的影响。

　　马英九的母亲秦厚修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出生，是湖南宁乡人，１９４２年１１月加入国民党，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干事、河南省府社会处股长等。到台湾后，曾任“国防部总政治部”股长，１９５７年６月转任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组员，１９６０年１月升为专员。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８日至７月１８日，她参加“革命实践研究院”第二期“台湾省建设问题研究会”，在１５２名受训学员中，结训成绩排在１３６位。

　　马英九在１９８２年４月至５月参加了“革命实践研究院”“讲习班”第２４期集训。他在“集训自述”中说，年幼时曾受洗为天主教徒，但长大后涉猎自由主义书籍，对宗教信仰有了“兼容并蓄而不偏废”的态度。“余４岁入静心小学，６岁入女师附小，１２岁入大安初中，１５岁入建国中学，１８岁入台大法律系，均以第一志愿投考录取，并在大专学生暑期军训开训典礼时，率领１２０００名学生宣誓效忠，将誓词呈送蒋经国先生（时任台‘国防部长’），至今引以为荣。”

　　令马英九始料未及的是，就是这段自述，让民进党找到了“打马”的理由。在今年“大选”前，民进党据此指责马英九是“职业学生”，即两蒋在学生中布下的特务。不过，由于捕风捉影的味道太浓，马英九拒绝对此进行回应，民进党也未从中捞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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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凯达格兰学校”已暂停开班招生计划，并已裁撤三分之二的人力，校址也随着陈水扁迁到其卸任办公室的楼下，规模、业务大幅缩减。目前，民进党新的“人才库”打算由民进党中央的“民主学院”接手。据说，该学院将设置“讲师库”，让妇女、青年等部门分头去招生，逐步向民进党新“党校”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