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日本对中国的认知程度，却远远超过了中国对日本的了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在于双方在情报工作方面的差距。

　　《情报日本》一书的作者在充分消化有关史实的基础上，从日本以情报立国的国策这一角度入手，用颇为大气的笔调，对该国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情报观念、渊源、组织及其情报人员的培养与活动等情况，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描述，并对有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全书资料丰富、观点新颖，对读者进一步了解日本和日本民族应有裨益。

　　１．“除了空气与海浪，我们什么都没有”

　　２００６年７月，正当一些精英人物大谈特谈“大国崛起”的时候，在东瀛——这个上世纪７０年代初就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岛国，一部名为《日本沉没》的电影，仅在上映的头三天就取得了９０亿日元的票房收入。一时间，“沉没”成了日本社会使用频率最高、最具冲击力的字眼，以至于刚刚“升格”不久的防卫省也打破惯例，要求自卫队的每个官兵都要观看……事实上，在无数次的地震海啸、还有两次原子弹的爆炸下，日本过去不见沉没；将来若有沉没，大概也如小行星撞击地球一样是猴年马月的事儿。“日本沉没”，本质上仍是“日本忧患”的象征，是一种若无近忧必有远虑的借喻。

　　的确，在这个资源匮乏的国度，无需政府的渲染、媒体的灌输，忧患这一主题几乎本能地融进了日本国民的文化血脉。如果说“灾难”已经成了世代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并在它面前表现出一种雍容大度的力量；那么，“忧患”则成为他们的主流思维方式，特别是在面对现实境遇、思虑命运前途时，一种仿佛被世界抛弃在海天一角的深深孤独，总在大和民族的深层心理上布下挥之不去的阴影。

　　巨大的忧患还来自自身。虽然列岛已是全球青春偶像输出最多的地方，却宛如老翁玩起蹦迪，老妪穿上短裙，它早已成为一个银发飘飘的国家了。据估算，到２０５５年，日本人口将减少至８９９３万人，其中老龄人口占４０％，约为目前的两倍。看到这样的数字，谁不会有走进蝉尽荷残的晚秋之感？

　　用日本人自己的话说，“除了空气与海浪，我们什么都没有”。

　　忧患，有的时候如云水怒卷，有的时候似静水深流，架构着日本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当这种忧患意识表现为过度的阴郁，又被原始森林里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所毒化，便随着一道道出鞘的剑光，成为日本屡屡走上战争道路的诱因。即便是当它在战后的焦土上再度复兴，岛上亦少见波涌浪逐的宣传阵仗、锦拂霞飞的自我颂扬，多的反而是愈加冷静而谨慎的自省——君不见，当国际业界都看好日本经济终于走出十年不景气、冀望其在亚洲一展身手时，前丰田董事长奥田硕先生当即泼了一盆冷水过来：

　　“日本要当亚洲盟主？没品格也没力量啊！照现在这样，日本一定会沉没！”

　　这种与世代日本人相生伴行的“岛国焦灼”，好说又不好说。

　　不好说的是，从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到中国人周作人的《日本管窥》，从加拿大人诺曼的《日本维新史》，到韩国人李御宁的《日本人缩小意识》……近一个世纪里，各种肤色的日本文化研究者也未必穷尽了它的内涵。越是矛盾，越是丰富；越是复杂，越是深邃。

　　好说的是，这份内涵可能又异常简约。简约到只需两句话——

　　我们几乎什么都没有；

　　别人有的我们必须有

　　——以及由这逻辑决定的，一个民族高亢的求知欲和贲张的索取欲。

　　２．“日本四年，英国八百年”

　　１８５１年，一艘中国商船驶入长崎港，海关官员从船上翻出了三部《海国图志》。这是作者魏源应好友林则徐之邀编纂的一本关于西洋的启蒙读本，涵盖了当时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堪称百科全书式的杰作。一翻之下，日本人顿时欣喜若狂。此后几年间，日本的学者、官员削尖脑袋将《海国图志》运回国内，读者如潮，短短几年内就翻印了１５版；其中“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更成为明治维新在意识形态上的基础。

　　半个多世纪后，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谈到这本书时总感到费解：《海国图志》无论如何都是开眼看世界的一架望远镜，可日本人如获至宝，中国人却视如洪水猛兽，清朝的知识阶层很少有人愿意翻一翻该书。相反，守旧的士大夫们的谩骂声不绝于耳，他们无法接受书中对西方蛮夷的“赞美”之辞，甚至还有人主张将《海国图志》付之一炬！结果，这本书在本国的印刷数量，最终仅有一千册左右。

　　１８６８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为显示开放的决心，明治天皇带头剪掉了发髻，身着欧式军装拍下了一张流传至今的标准照。三年后，一支包括６名女留学生在内的政府使团出发前往欧美各国。在随后二十多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考察了１２个国家，写下了长达百卷的考察实录。政府投入之大，官员级别之高，出访时间之长，在日本乃至亚洲国家与西方世界交往的历史上，称得上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壮举。

　　所有赴西洋考察的官员，返国后均位居要职。特命大使岩仓具视，奉命致力于以德国为蓝本的宪法制订；副使伊藤博文，担任了内阁总理大臣；理事官山田显义，担任司法大臣；书记官渡边洪基，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总长；主导日本工业化进程的，则是使团的又一副使、自称为“东洋俾斯麦”的大久保利通。

　　按照大久保利通的“殖产兴业计划”，明治政府拿出财政支出的五分之一投入到兴办企业当中。政府直接从西方搬来了法国的缫丝场、德国的矿山冶炼厂、英国的军工厂。同时还高薪聘请了大量外国专家；像外务省聘请的美国人丹尼森，就活跃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外交舞台上，以至于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嘲讽他道：“你到底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

　　当新世纪的曙光降临这个宛如狐狸一样趴在太平洋风浪里的岛国时，日本已是惟一成功跨越工业革命的非欧美国家。１８９５年４月，伦敦《泰晤士报》引用一位英国公爵的话说：

　　日本在过去四年所遭遇到的各种行政变化，等于英国在八百年间与罗马在六百年间所经历过的，我只得承认，对日本而言，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这也预示着古老中国将要遭受一场文化上的空前乱伦，即“逢蒙学射于羿，又终杀羿”——学生赤裸裸地反叛了老师。同时，也为这个文明大国，日后因饱经一个毗邻小国的种种侵略、蹂躏、掠夺而巨创深痛、长歌号哭，埋下了清晰的伏线。

　　３．军人素质折射出的中日差别

　　国内的一些军事评论家，往往喜欢从经济发展、政治运作、武器装备等方面对比两国实力的巨大差距。而在笔者看来，倘若对当时中国和日本军人的文化素质多加考量，或许可以引发我们更加深刻的民族自省——

　　抗战前，中国大约９５％的士兵是文盲，日本９８％以上的士兵小学毕业；中国只有不足１０％的军士接受过专门的士官学校培训或中学毕业，日本的这个比例超过９０％；中国只有约５０％的低级军官接受过高等教育或是军校毕业，而日本一半以上的军官拥有大学或专科军事学院的学历。

　　同样可供比较的是，抗战前，中国不到２％的士兵有钢笔，日本士兵基本上都用钢笔；中国只有少数下级军官才配望远镜，日本的军士这一级就有；中国只有少数中级军官才会用照相机，日本很多下级军官就会用；中国只有高级军官才有无线电或电话，日本方面，这些东西基本是中级军官的必备品。

　　以上种种，凡认真阅读过《东史郎日记》、《荻岛静夫日记》的读者，相信都会有深刻的印象。

　　李宗仁将军在抗日战争中担任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部队取得了著名的台儿庄大捷。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对日本军人的素质仍然难以忘怀——

　　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做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

　　即便是投降之师，也非一盘散沙。青岛的一位老人回忆，日本占领期间，几乎所有的中国人经过日本兵岗哨，无不低头鞠躬，畏畏缩缩。日本投降后，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兵列队走过市区，围观的老百姓吐唾沫、扔石头，吼骂声震天。脸上带着血迹的日本兵却不为所动，仍然步履刷刷地前进。

　　作为战俘的日军每天只有给养，没有薪金。中国军队的薪给虽然有限，但军官们还能得以酒足饭饱。一天，一名负责看守的“国军”连长购了不少酒食私下招待几名日俘军官，被时任参谋、后来成了历史学家的黄仁宇发现。后者刚一责问，那位连长赶忙辩解说：“报告长官，人家打了败仗，亡了国，实在可怜啦！我不过带他们吃一顿饭，叫他们散散心，也没有别的啦！”

　　动了恻隐之心的这位连长，显然低估了日本人。

　　倘若说，宛如一张被硬扎扎的猪鬃撑破了的旧沙发，每一个毛孔里都塞满了索取欲的日本近代史，就是一部小国侵略、挑战甚至打败大国的历史的话；那么，恰似打进煤灰堆里也精光逼人的猫眼石，每一双眼睛里都闪动着求知欲的日本人，就组成了世界上可谓独一无二的情报国家。

　　岁月已经证明，以日本社会整体的素质水准和国民忍辱负重的精神，再加上建立在深刻忧患感之上的“情报饥饿症”，这个总喊着“沉没”的岛国，想不在这个世界上崛起都难。

　　（：：节选自《情报日本》，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０８年５月第一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