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是午夜时分了，但位于北京工人体育馆附近的一排排酒吧和夜总会仍闪烁着霓虹灯，狂欢者陆续从店内走出。现场人声噪杂，有中国人、美国人、欧洲人和澳大利亚人在说话，夹杂着高跟鞋的踢踏声和出租车司机的吆喝声。

　　一名穿着黑色短裙的迷人中国女子，搂住健硕的西方同伴的脖子，她正在为一部明早就可能忘记的有着生离死别情节的电视剧啜泣不已。

　　北京工体一带是变迁缩影

　　这是在北京，上个月我在中国时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这一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曾在这个严厉保守的国家生活和工作了不平凡的１５个月，那时哪曾想到工人体育馆一带会成为享乐的温床。跟外国人勾肩搭背当时被看作无耻行为，当事中国人往往会被迫接受再教育。

　　北京工人体育馆一带的变迁，是２５年前我初到北京以来那里所发生事情的缩影。当时我是一名年轻记者，刚大学毕业不久。当然，所有的城市都在变，但中国首都和其他城市变化的规模和速度却是惊人的，特别是大部分变化都发生于过去１０～１５年。．

　　当中国共产党解除了对经济国家控制的枷锁后，所释放出的创业热情可能连他们自己都想不到。北京的瑰宝如故宫、天坛、钟鼓楼仍在那里，成为旅游热点和中国昔日辉煌帝王时代的象征。但在它们周围焕然一新的城市已拔地而起，这座生机勃勃的大都市拥有未来式的玻璃建筑、品牌专卖店、大型超市、酒吧和供应各种美食的餐馆、数以百计的高档宾馆、快速高效的地铁以及挤满奥迪、奔驰的８车道马路。

　　并不是所有的变化都令人满意：随着中国经济经历了１０年的两位数增长，北京有２／３的传统胡同已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摩天高楼和公寓大厦。中国的新富们喜欢住在豪华公寓或大型西式别墅。

　　现代的首都机场Ｔ３新航站楼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北京就像一个庞大的建筑工地。城市处处可见吊车，不戴头盔的工人往竹子搭成的脚手架上攀爬，到处都是灰尘。但工程会停下数月之久，有的甚至永久停工，感觉似乎没有一座楼最终盖成了。我当时住在友谊宾馆，跟其他外国同行在顶楼酒吧喝咖啡时，我猜测着中国首都要多久才能变为一座现代化城市。５０年？１００年？谁曾想到，２００８年时的北京会是一个流光溢彩的城市，新的高楼大厦几乎是一夜之间纷纷冒出。那时候，西方商人源源不断地涌向北京，他们充满了乐观——但只是暂时的。他们兴奋地谈论，如果能向１２亿中国人每人卖一把牙刷或一块肥皂，他们余生就可以过上悠闲的奢侈生活。但数周以后，那些商人会一脸沮丧地坐在北京饭店，抱怨精明的中国人正如何想方设法榨取他们的每一分利润。在中国做生意必须从长计议。那些与中国人有着长期关系的公司，往往能收获巨大的回报。

　　当我今年重返北京时，甫抵造价３０亿英镑的“玻璃－钢铁”结构的首都机场Ｔ３新航站楼，就能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变化。那里曾是一个了无生气的第三世界小枢纽，四处贴着号召民众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空洞标语。如今那里四处是高级专卖店，员工们穿着漂亮的制服。

　　出租车驶离机场，经过中国的一个多层式立交桥，然后在一条新“高速路”上疾驰。１９８３年５月我第一次离开机场时，这条路还很简陋，没有路牌或人行道，只有少数轿车和许多生锈了的公共汽车和喷着有害浓烟的苏联式大货车。自行车铃声和马蹄声成为北京的背景配乐。如今，昔日天安门毛主席画像前川流不息的自行车和马车已消失，只有少数人还骑自行车。

　　驻华外交官再也拿不到补贴

　　除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之外，几乎所有北京居民的生活都大大改善。以前派驻这个城市的外交官会得到额外补贴，因为在那里任职被认为是“苦差使”。他们现在再也拿不到补贴了。现在店里东西几乎应有尽有，而我当年住在那里时货架常常是空的。买东西大多数情况下是令人沮丧的经历，售货员仿佛得了慢性失眠症，你会发现她们经常在柜台上打盹甚至酣然入睡，顾客的大多数请求都会得到一声不耐烦的“没有”。

　　上世纪８０年代，作为外国人我可以在友谊商店里有多些选择。但跟许多西方人一样，我经常去香港，在那里哪怕不想买什么东西，看着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也是一种慰藉。也是差不多那时候，英国摇滚乐歌手戴维·鲍伊（Ｄａｖｉｄ　Ｂｏｗｉｅ）推出了歌曲《中国姑娘》（Ｃｈｉｎａ　Ｇｉｒｌ），他在歌中唱道：“我会送你电视机，我会送你蓝色的眼睛。”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确实想拥有一台电视机。现如今，鲍伊要想给他的“中国姑娘”留下印象，光靠这些可远远不行了。一台６０英寸的高清晰液晶电视差不多可以了，也许她更想要的是钻石、名牌服装或跑车。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６月１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