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美］　史蒂文·兰兹伯格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罗切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　：：译者　蒋旭峰

　　童工现象在第三世界国家并不罕见。不过，作者认为，家长之所以让孩子去当童工，其实是生活所迫。发达国家的那些抗议童工现象的示威者，不考虑这一点，将很高的劳工和环保标准强加给发展中国家，是一种偏执和傲慢的行为。

　　他们比非洲人更明智？

　　英国传教士、探险家、医生戴维·利文斯顿博士曾在１９世纪中期深入非洲大陆。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英雄。他在１０岁时就在家乡的一家纺织厂当童工，每周要工作８４小时。在１９世纪２０年代，英国很多孩子的经历都和他很相似。

　　利文斯顿博士要是现在到美国大学校园里去走一圈，估计会大跌眼镜，一个个大学生口袋里插着掌上电脑，揣着ｉＰｏｄ，一年要花上两万美元的学费来打造一份漂亮的简历，这些学生在校园的草坪上惬意地一躺，喝着啤酒，玩着飞盘，在每年春天举行的反对第三世界童工的游行中总是吼声震天。

　　对于非洲那些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的穷孩子，美国大学生在游行时的口号却是“反抗，休闲，过得自在些”。至少，这是他们呼吁在贸易条约中要加入的“保护”第三世界穷苦孩子的内容，要求限制工时和改善工作环境。

　　第三世界的一些人们确实很穷，也许就同美国人和英国人在１９世纪中期的生活水平相当。生活窘迫就意味着要做出更多艰难的抉择，例如到底是该更拼命工作还是应该省吃俭用。而对于美国和欧洲的中产阶级示威者而言，他们似乎比非洲人更加明智，可以语带傲慢地告诉第三世界人民该何去何从，但是真正忍饥挨饿的还是第三世界人民。

　　穷人的孩子都是早当家

　　实际上，第三世界的很多民众目前的选择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１９世纪的状况相仿。当时，我们也穷困潦倒，我们也并不担心环境质量，我们也无法和家人度过很多美妙时光。第三世界的民众不得不起早贪黑地干着粗活和累活，为的仅仅是填饱肚子。他们也让自己的孩子去干活，穷人的孩子都是早当家的。１８６０年，在英国，１０到１４岁的孩子中，有３７％的孩子是“自食其力”的，当时要想果腹就不得不每周都高强度工作６０小时以上。目前，在非洲同年龄段的孩子中，这一比重为３０％，而在印度只有１５％。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的童工率比之历史上其他时期已经降低了。

　　从１８９０年到１９３０年间，美国人的人均收入增加了７５％，童工率下降的幅度也基本相同。自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国家的童工率在稳步下降，因为他们的收入在不断提高，尽管他们的生活还远谈不上富裕。

　　明明知道工作条件恶劣，报酬微乎其微，第三世界的父母们为什么还要把子女送去干活呢？他们是屈从于发达国家的公司和其他外来者的压力吗？不要忘记，在维多利亚时代并没有什么跨国企业，但是同样也有童工存在。很明显，童工是人们对于一定程度贫穷状况的自然反应。

　　美欧有消除贫困的道义责任

　　那些没能体谅这些父母难处的人，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苦日子。换作一个１９世纪４０年代的好心美国人，他自己也是在苦水中泡大的，如果他看到西方人想要剥夺非洲和亚洲父母的这一权利，肯定会感到诧异的。

　　如果说西方社会的历史经历和现在的第三世界有何不同的话，那就是当年全世界人生活都不富裕，根本不可能指望任何人来拯救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贫困中挣扎时，我们却足够富裕，可以帮助他们。对第三世界的民众袖手不管，而且还驳斥他们脱贫的努力，这既不符合道义标准，也起不到任何实际作用。

　　美国人和欧洲人有消除世界贫困的道义责任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就应该用大船装满一箱箱的美元和欧元运往贫困地区。对于这个问题，值得在全美国开展一次大讨论。但是，千万不要误解的一点就是，消除血汗工厂并不能起到什么积极作用。

　　反对血汗工厂的那些人嘴里高喊着“反抗、休闲、保护环境、别太在意能不能吃上下顿饭”，这种态度起不到什么作用。

　　（：：摘自《性越多越安全：颠覆传统的反常经济学》　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月版　定价：３５．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