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５月２０日“深度”版（０４版）刊出的《各国曾有惨痛教训　大灾难中谣言有极大杀伤力》一文，被至少５０多家网络媒体转载。有读者与本报联系，称渴望了解该文提到的“１９２３年日本大地震时，谣言导致在日朝鲜人、华侨被屠杀”的详情。为此，本报约请专业人士撰写此文，向读者介绍８０多年前这一往事的来龙去脉。

　　

　　１．中国积极援助日本灾民

　　

　　１９２３年９月１日上午１１点５８分～１２点０３分，一场大地震袭击了日本关东地区。震中位于东京的相模湾内，震级为７．９级。大地震引发了火灾、海啸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东京、神奈川、千叶、埼玉、静冈、山梨、茨城等１府６县成为地震灾区。

　　由于地震发生时正值中午，很多人家在做午饭，倾倒的炉火引发了１００多处起火点，其中大部分没能被扑灭，再加上日本当时的房屋多以木结构为主，火势迅速在各处蔓延开来。尤其是在东京和横滨两个大城市，火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东京的大火持续燃烧了３天，江户以来的街道、建筑大部分被烧毁。火灾中最悲惨的一幕发生在现在东京墨田区的横纲公园，当时这里是一片约６．６万平方米的空地，聚集了很多无家可归的避难者，但不幸的是这里也被大火袭击，约３．８万人被烧死或窒息而死。横滨也化为了一片火海，当时华人集中的南京街有５０００在日中国人，结果约有２０００人因地震和火灾死亡。在这次地震中死亡、失踪人数合计约为１０．５万人。房屋损毁１０．９万余间，严重损坏１０．２万余间，烧毁２１．２万余间（包括损毁或部分损毁后被烧掉的）。

　　关东大地震发生后，中国积极伸出了援助之手。当时的北洋政府组织赈灾救济委员会，并支出库银２０万元（当时１元钱能买４０斤大米）用于救灾。还下令暂免食品、服装、药品、卫生材料等出口日本的关税。各界名人也纷纷捐款，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还组织了赈灾义演。在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一些地方也都有自发的募捐活动。９月６日，上海总商会、红十字会等团体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到９月２７日，该会共捐助钱粮、药品计１４万元。中国佛教界也组织了赈灾活动，各大寺院道场组织各种法会，吊祭日本地震的罹难者。地震发生后，日本共收到了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等４０多个国家的救援物资和资金。

　　

　　２．谣言称朝鲜人趁乱纵火

　　

　　大地震使东京、横滨等地的电力、水力、交通、通讯等系统完全瘫痪。由于交通、通讯的断绝，无法传递准确的情报。政府一时间也未能组织起有效的救援。大地震不仅摧垮了人们的肉体，也几乎摧垮了人们的精神，幸存下来的人惊魂未定。

　　这时，各种谣言开始在灾民间传播。据日本警视厅的记录，谣言包括“还要爆发大地震、还有大海啸来袭、富士山将大喷发”等。在这种有关自然灾害将进一步加剧的谣言迅速传播的同时，从９月１日傍晚开始，出现了与政治相关的各种谣言，在市民中引起了更大的恐慌。谣言包括“日本社会受虐待的朝鲜人要趁震灾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反击日本人”、“地震中从监狱逃出来的罪犯要发起暴动、对现实不满的社会主义者趁乱进行暗中活动”等。在这些谣言中，与朝鲜人有关的谣言尤其为人们所深信。而且谣言越传越玄，开始时说“朝鲜人要趁地震的混乱放火”，过了一夜就说“朝鲜人抢劫、强奸、杀人、朝水井投毒”等，后来甚至出现了“朝鲜人在伊豆大岛装了炸弹而引起了地震”等说法。很多人开始相信朝鲜人要趁机发生暴动，并以为火灾的扩大也是由于朝鲜人的暗中活动造成的。

　　当时的日本人会相信这些谣言，与当时他们对朝鲜人的认知不无关系。日本１９１０年正式吞并了朝鲜，并在朝鲜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利用“土地调查”等手段掠夺朝鲜土地。很多流离失所的朝鲜人被迫到日本做工，受到日本人的歧视。在日本的朝鲜人也成立了一些组织，参加日本工人运动，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２２年，先后成立了东京朝鲜劳动同盟会及大阪朝鲜劳动同盟会，１９２２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也有在日朝鲜人参加。日本当局也据此认为他们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倾向。日本媒体的宣传也极力丑化朝鲜人，认为他们是潜在的危险分子。因此很多日本人对谣言深信不疑。

　　那么，这些谣言是从哪里来的呢？有日本学者怀疑，是日本政府为转移民众对政府救灾不力的愤怒而制造的，并任其散布；也有学者主张是在民间自然形成，一部分官员相信了这些谣言，并以此为依据加强了戒备。确实，今天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已经很难了。另外，遇害朝鲜人和华工的具体人数是多少？责任是否在日本政府？这些问题也有待历史学者继续研究。

　　

　　３．朝鲜人和华工成屠杀对象

　　９月２日下午，日本政府通过紧急敕令发布了戒严令，出动军队维持社会秩序。同一天，日本内务省警保局长发电报给各地方长官，电文如下：“利用东京附近发生震灾之机，朝鲜人在各地放火，……现已在东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令，各地要严密巡查，严格取缔朝鲜人的活动。”３日上午，又向全国发送了“朝鲜人在各地放火，欲达到其不逞之目的……”的电报。同时戒严地区扩大到整个东京府和神奈川县。颁布戒严令意味着进入非常时期，由军队掌控一切，一般情况下是在战争和内乱爆发时颁布。这次颁布的主要目的是“针对不逞之举，保护罹灾者”。据此，军队和警察开始大肆逮捕、屠杀在日朝鲜人和中国人。与此同时，他们还号召市民提高警惕，各地也组织了以在乡军人会（退伍）或青年团（地方青年组织）为主体的所谓“自卫团”，用日本刀及竹枪等武装起来，四处奔走“猎捕朝鲜人”，一旦发现，或将其杀害，或在施暴后将其交给警察或军队，手段极其残忍。虽然不久后人们开始知道有关朝鲜人暴动等只是谣言，警察厅也制定了自卫团规则，要求停止对朝鲜人的迫害，但这时被军队、警察、自卫团所杀死的朝鲜人已达数千。有史料称，当时有６０００多名朝鲜人在屠杀中丧生。

　　在屠杀朝鲜人的同时，他们还把屠刀伸向了在日华工（有一说称他们被误以为朝鲜人）。据不完全统计，有７００多名中国人（９０％是温州人）遇害。东京大岛町８丁目是华工的一个聚居地，９月３日就有近２００名华工在这里惨遭杀害。据当时住在８丁目１４６号的木户四郎（当时２７岁）回忆：“五六名士兵和多名警官及很多民众，包围了约２００名支那人（中国人），民众都手持斧头、铁钩、竹枪、日本刀等，从一侧屠杀支那人，中川水上署的巡查等也和民众一起，像疯了一样实施屠杀，其间还有两声枪响，可能是射杀逃亡者吧。我当时都不敢正视自己同胞的残虐行为。”此外，横滨等华人聚居区，都发生了屠杀事件。在日本的中国工人领袖王希天９日上午前往大岛町去了解和慰问受难华工，途中也被军警秘密拘捕，１２日凌晨被秘密杀害。之后此事一直被封锁，直到１９７５年８月２８日，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了《久保野茂次日记》，人们才了解真相。

　　

　　４．日当局借机杀害异见人士

　　

　　在残酷杀害朝中劳工的同时，军队和警察从９月３日开始，也对日本国内的社会主义者及工人运动领袖等进行镇压。地震后产生的谣言之一就是“社会主义者借机暗中行动”，日本当局最担忧他们鼓动群众发难。日本宪兵队正好借此机会拔掉“眼中钉”。９月１６日，宪兵大尉甘粕正彦等冲入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核心人物大杉荣的家，强行将大杉荣夫妇及其外甥带到宪兵队，掐死了他们，并将尸体投入井中以毁灭证据。这件事在９月２０日被《时事新报》与《读卖新闻》发现，１２月甘粕正彦被军事法庭判刑１０年，但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即获得释放，并由陆军出资送往法国留学。

　　关东大地震后外国强烈谴责日本大批屠杀朝鲜人，对此日本官方避重就轻，百般辩解，不承认屠杀罪行。日本屠杀中国劳工的消息很快传回中国，引起中国国内民众的极大愤怒，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抗议。王希天被害后，北洋政府也曾派出调查组赴日调查。但由于日本当局竭力掩盖真相以及当时北洋政府的无能，最终无果而终。

　　关东大地震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影响。一战时日本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但战后发展经济的各种有利条件消失，经济发展减慢。关东大地震引发了震灾经济危机，自此日本经济长期陷入危机和慢性萧条状态。在政治上，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加大了对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的打击力度，再加上当年１２月２７日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难波大助刺杀摄政的裕仁亲王未遂的事件（虎门事件），更加重了市民对社会主义者的恐惧心理。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进一步增强。

　　５．日本政府痛定思痛

　　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政府痛定思痛，提高了建筑的抗震能力，加强了对抗震救灾工作的重视。作为一个地震多发国家，日本的这个传统延续至今。这次汶川特大地震后，日本国际紧急救援队就来到四川灾区抢救受困民众，其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准让人钦佩，值得赞扬。

　　不过，日本对屠杀朝鲜人和华工的反省则一直待到日本二战惨败之后。

　　在今天东京的横纲公园，就竖立着一座“追悼关东大震灾朝鲜人牺牲者碑”。此外，在神奈川等地也有类似的慰灵碑。自１９８３年开始，每年９月，在日朝鲜人都要举行纪念活动。

　　在中国，１９２４年归国的温州留学生，集资在温州华盖山上建起了王希天纪念碑。抗战期间，此碑在温州沦陷后，被日寇拆除，这一事件也逐渐被人们淡忘。日本宋庆龄基金会副理事长仁木富美子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在中国和日本进行了详细调查，先后撰写并出版了《关东大地震中国人民遭虐杀》、《大地震时对中国人民大屠杀——中国工人和王希天为何被杀》等书，使人们能通过史实了解事件真相。

　　１９９３年９月关东大地震７０周年纪念时，日本友好人士捐资，在温州重建了“王希天烈士暨温处旅日蒙难华工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