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中国留学生总会５月２日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陈安教授就当前形势发表演讲。征得教授本人同意，特发表他的演讲内容。陈教授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学者，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１９９５年起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与大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我想谈三个方面的问题，即西藏问题、中国的崛起以及与西方关系。

　　国际法有“既往不溯”原则

　　西藏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吐蕃王朝，它在公元七世纪初建立，１３世纪中叶正式归入元朝版图。此后一直是中国的一个自治省，已有７００多年历史。在此其间，并无“西藏独立”问题。十九世纪末开始，英国势力渗透西藏，利用中国的衰弱内乱谋划“西藏独立”，直至新中国政府成立。１９５９年，西藏统治集团以武力抗拒中央，失败后挟达赖逃亡印度，在那儿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鼓吹“西藏独立”。

　　在我看来，所谓“西藏独立”既无历史依据，亦无法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过是从历届中国政府手中继承了对西藏的主权。即使是７００年前蒙古人的政权即元朝对西藏的征服有何不正义，也既不能怪罪于当代中国人，亦不可能改变西藏属于中国的既成事实。国际法中有著名的“既往不溯”原则（ｉｎｔｅ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ｌａｗ），即任何领土征服的合法性，必须用当时的法律准则衡量，不能以当代国际法追溯。由于国际法是近现代的产物，二战后才臻于完善，这一西方发明的“不追溯”原则，虽旨在为西方殖民地提供合法性，但它也为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主权奠定了牢固的法理基础。更何况元朝基本上是以和平手段取得了西藏统治者的归顺。尤其重要的是，当元朝于十四世纪终结时，西藏人并未寻求独立，而是归顺了新的汉人王朝即明朝。这说明早在６００年前，西藏属于中国的概念已被多数藏人所接受。

　　问题发生在１９５９年西藏民主改革，这从根本上损害了西藏统治集团的利益，所谓的西藏问题就此产生。首先必须承认，１９５９年正是极左路线大行其道之时，改革有些激进在所难免。然而，当时西藏的现行制度毫无社会公正可言。它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的封建农奴制。占人口仅５％的上层社会统治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让这样的制度在当代文明世界继续存在是人类的羞耻。然而，中国政府废除西藏农奴制并未得到西方国家的同情。除了地缘政治考虑外，西方国家认为取代西藏农奴制的并不是西方民主制，而是他们更加厌恶的共产党的制度。我们在伦敦、巴黎街头所看到的激进“藏独”分子，恐怕有相当一批是从前的上层统治者后代。他们从不反省非人道的西藏旧制度，这就让人们有理由相信，他们要求西藏独立不过是为了恢复昔日的天堂。

　　中国崛起不是在真空中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就能对当前局势看得更清楚。尽管“藏独”利用北京奥运会之际力图卷土重来，表面上来势凶猛，实际上底气不足。喧嚣一阵，然后会重归寂寞。其主要原因还是“藏独”理由不充分，缺乏说服力。迄今为止并没有多少有分量的西方人站出来公开要求中国让西藏独立。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一部分仍然是世界各国政府之共识。

　　中国的崛起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它不可能脱离特定的国际环境。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是产生所谓双赢或多赢效应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崛起的大国不向现存的世界秩序挑战，要求重新瓜分世界的。西方以己之心度中国之腹，对中国和平崛起缺乏信心。然而，不以中国本身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在全球力量与影响的增长，与西方在全球力量与影响的衰落互为因果。在这方面，它是一场如体育竞赛一方赢即另一方输的零和游戏。不遏制中国成为世界强国，西方将无法继续维持它的世界霸权。即使中西方关系是在历史最好时期，这种关系实质上也不是平起平坐的，它饱含西方貌似的屈尊心态，以及对中国人落后愚昧、“需要援助”的怜悯和同情。

　　中国的崛起还动摇了一般西方民众的民族优越感。这就是隐藏在目前借西藏问题爆发出来的中西方冲突背后的深层原因。

　　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以及基本的社会稳定，向全世界展示了共产党执政的某种优越性，而这是西方主流社会所绝对无法接受的。而中国的发展模式对西方模式的挑战，则是更为深刻的挑战。

　　有西方人认为，要想避免这一挑战，要么让中国经济崩溃，要么实行西方民主。至于这样一来中国能否继续保持高速经济增长，或者是沦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俄罗斯，这就不是西方所关心的事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