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８２岁的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一直被誉为跨时代的传奇人物。法国著名记者伊格纳西奥·拉莫内撰写的《卡斯特罗访谈传记》，则是一部以对话体形式反映这位革命领袖人生经历的权威性著作。近日，执掌古巴政权半个世纪之久的卡斯特罗正式宣布退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适时推出了该书的中文版本。本报现节选其中部分内容刊出，为便于阅读，对原书的表达方式进行了适当改动。　　　　　——编者

　　

　　１．出身于地主之家

　　

　　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３日凌晨两点，我诞生在古巴原奥连特省中部乡间的一处庄园里。和大多数西班牙移民一样，我的家是按照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的风格建造，盖在高６英尺多的木头柱子上。我记得，当我三四岁的时候，奶牛就睡在房子下面，旁边还有猪圈和鸡窝鸭窝。在这一环境下，我从小就习惯于农村的风景和劳动，熟悉那里的树木、甘蔗田，那里的禽鸟和昆虫。

　　我父亲安赫尔是贫农子弟，年轻时就在西班牙被征兵服役，到古巴参加１８９５年爆发的第二次独立战争时才不过２０多岁。战争结束后，他被遣返回老家，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像其他加利西亚移民一样，他又来到了古巴并决定在这里安家。父亲起初是在著名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干活，后来又自己开办了一个小企业，砍伐森林、种植甘蔗，向糖厂供应木材，逐渐取得了可观的积累。

　　到我出生时，父亲已拥有了相当多的财产。作为地主，他很有钱有势，除了自己名下的９００公顷地产外，还向两名参加独立战争的将军租了几千公顷的地。这些地遍布山谷和山岭，上面生长着茂盛的松林。每天都有满载木材的卡车从山上驶下来，畜牧业和种植业带来的利润也十分可观。诚实地讲，在那种条件下，我们家确实已经属于相当富裕的家庭，虽然还没达到“百万富翁”的程度，但社会地位相当高。许多身陷贫困和痛苦的人都把我们看作是有钱人的子女，以至于纷纷设法和我家接近。

　　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小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出生的地方住的都是最穷苦的人。我还记得那些失业者在甘蔗田附近排着队，没有人给他们一口水喝，没有人给他们提供早餐和午餐，他们既没有地方住，也没有交通工具。平日，我同穷人家的孩子们一起游泳、骑马、步行，到处漫游，去扔石子，去捉鸟，并由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当我开始明白事情时，才感到我最好的学校正是童年时所生活的农村，那里意味着“自由”。

　　

　　２．曾和美国总统通信

　　

　　我刚满４岁时就进入了当地的公立小学，在那里学会了读书和乱涂乱画。差不多过了两年，家里又把我送到条件更好的圣地亚哥拉萨列教会学校就读。这所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是富家子弟，每星期四和星期天，学校都带我们去圣地亚哥海湾的一个半岛上，学校在那里有一个浴场和体育设施，我们可以游泳、钓鱼、远足。我对此感到非常愉快，觉得自己已成为自由之身。

　　尽管见不到父母，好在有弟弟劳尔和大哥拉蒙跟我一起生活，时间似乎不是那样难熬。因为学习用功，我在读完三年级后就直接跳到了五年级，并积极准备升学考试。倒霉的是，在六年级上学期的课程刚刚开始时，我被诊断出患了阑尾炎，并接受了手术，成绩也因此受到拖累。但是，我在圣地亚哥的监护人（父亲朋友的妻子）要求我必须取得优秀成绩。于是，我不得不弄虚作假，想办法搞来两个记分册，一本上我自己打分，然后由监护人签字；另一本上是真实的分数，由我自己签字以便应付校方。

　　然而到了学期结束时，这种做法最终还是弄出了纰漏。因为我给自己打的分数全是９分、１０分这样的高分，监护人满以为我会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于是穿了一身黑色的、长长的礼服，专门跑来学校参加那个学期的结业仪式。那天下午，校方开始宣布获奖学生的名字：先是全科奖，然后是语言科第一名，张三；第二名，李四……不出意外，获奖名单上果然没有我。看到情况不妙，我赶忙装成吃惊的样子，自言自语道：“连一个分科的名次也没有获得？”面对监护人迷惑不解的目光，我思前想后总算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理由：“这或许是因为我是在课程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回到学校的，所以才什么奖也没有获得。”还好，听了这话，监护人总算安静了下来，我也由此逃过了她的责罚。

　　因为对这种打假分数，编故事和自吹自擂的做法感到厌烦，我在不久后终于申请办理了住校手续——没有监护人的唠叨，我反而能够更好地规划自己的前途。记得大约是在１９３９年，学习英语的我还曾给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写过一封信，在信中半开玩笑地向他索取一张１０美元面值的纸币。不料，罗斯福的助手还真的替他回了信，只是没有同意我索取现金的要求。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人找到了我当初写的信的原件并予以发表。一些同志因此跟我打趣说：“菲德尔，如果当年罗斯福把１０美元寄给你，你后来恐怕就不会让他们这么头痛了！”

　

　　３．“贵族学校”中的体育健将

　　

　　小学毕业后，我比较顺利地进入了耶稣会教徒们开办的多洛雷斯中学继续念书。这所学校的特权思想和等级观念更为严重，以致偌大的校园中甚至看不到一个黑人。学校里的老师大多也是保守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不过他们知道如何培养孩子的性格。假如一个学生进行冒险和困难的活动，他们会将其视为是树立进取心和坚忍不拔精神的锻炼并加以鼓励。此外，老师们还将耶稣会传统的军事精神、军事组织性同西班牙人的性格结合在一起，善于传授个人的尊严感和荣誉感，善于肯定个性和自我牺牲精神并对其予以褒扬。

　　坦白地讲，我几乎从来不去听课。我学习的方法就是看书，因为我是负责每天最后关自习室灯的人，当大家都回宿舍后，通常不会急着熄灯睡觉，而是留在那里学习，一直到凌晨两点或三点。就这样，我绝大多数的课程都是自学的。耶稣会老师平时不说什么，但到快期末考试前，他们就提醒我的监护人，告诉他我所有的课程都可能不及格。不过我的运气始终很好，期终考试成绩常常名列前茅。

　　的确，我花费了许多时间从事体育运动，尤其痴迷于登山活动。自从第一次远征尤穆里山谷时起，我就被任命为学校探险队的队长，职责是整个晚上不睡觉，像哨兵一样监视周围的动向。我们这些探险队员都有自己的队服，总是住在帐篷里，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因为表现突出，我后来甚至被任命为全校探险队的司令兼队长。这也是我在学校里的第一个官衔。到了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我已经被这所拥有１０００多人的学校视为最好的运动员，在篮球、足球、棒球、田径运动各方面都表现不错。

　　有一次，我同学校里的见习牧师阿曼多·略伦特差一点就要去攀登著名的图尔基诺峰。为此，我特意从家里拿了一支布朗宁猎枪。因为当时我即将高中毕业，就要进入哈瓦那大学学习，父亲对他儿子的业绩感到自豪，对我的行为便不再更多地过问。但是，由于准备乘坐的轻便船漏水，难以在一个漫长的夜晚里修复，所以我们的计划落空。回想起来，这大概可以算是我在中学期间最遗憾的经历了。

　　

　　４．反叛精神改变了我的人生

　　

　　尽管身处上层资产阶级子弟的包围之中，从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４５年的学校生活总体来讲对我是有益的。不可否认，我出身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在富人子弟上的教会学校读书，后来又攻读法律，这样的背景完全可能将我塑造成一位保守派的领导人。但另一方面，人也会受环境、困难和斗争的影响，它们会像车床加工金属一样锤炼一个人。

　　事实上，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但我生来就是一个反叛者。从很小时，在学校，在家里，我就开始看到和体会到什么是不公正。尽管出身于地主之家，然而这并不能磨灭我头脑中对于众多贫苦人的深刻印象：他们饥肠辘辘，光着脚，住在简陋的大茅屋里；特别是在美国大糖业公司劳动的工人，他们的境况还要糟糕。到了农闲季节，穷人们经常到我家找我父亲，让他帮助想办法——在这方面，我父亲从来不是那种吝啬的财主。

　　同时，我自身也是一些不合理制度的牺牲品。这使我慢慢地树立了关于公正和尊严的某些价值观念。同时，通过自己所经受的艰难考验，所克服的困难，所面临过的冲突和所做出的决定，我也培养了自己的性格，开始根据自己的判断置疑整个社会，这是正常的，是具有某种逻辑的思维方法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它的形成没有依靠任何人的帮助。

　　总而言之，少年时代的一切经历使我把滥用权力、不公正和对他人的欺辱视作不可容忍的东西。我从不屈从于滥用权力，并且树立了深刻的公正、道义和平等的观念。这一切，还有不容置疑的叛逆性格对我日后的政治和革命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有人说我是“没有原因的反叛者”，但在我看来，自己之所以成为反叛者，是有许多理由的，我感谢我作为反叛者所走过的一生。到了今天，我的思想已经变得更成熟，经验更丰富，而且从自己毕生的斗争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对我出生的土地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了解也更为深入。

　　（：：节选自《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３月第一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