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经济发达，社会平等，是人类社会的美梦，丹麦能达到这种社会发展水平，靠的是全球最高的所得税率。但今天的丹麦，劳动力短缺，各产业频拉警报。近年，不仅许多国家不再羡慕丹麦，丹麦人还大量出走，在所得税一直下降的英国伦敦，已出现“丹麦街”。

　　３４岁的丹麦软件工程师索伦森从哥本哈根一所商学院毕业后，在欧洲和中东的企业应征工作，没有向丹麦国内的企业发放求职简历。他目前在德国法兰克福上班，不需要再回顾早先的高税率岁月。丹麦国内企业求人才，不时找到他头上，有的他礼貌地回绝，有的他连回话都不回。为什么？他３０岁时，在丹麦国内年收入１０万美元，缴６３％的所得税。高所得税率让他不满，后来有机会转到国外，最后落脚德国法兰克福，事业很顺利，每年只需给德国政府缴不超过２５％的所得税。

　　像索伦森一样，丹麦的年轻一辈想法大多如此。一家气候控制科技公司的ＣＥＯ简森说，下一代丹麦人往往出国念书，英语流利，足迹遍布海外，国际化的程度很深，在海外就业的机会也很多。

　　丹麦是富裕国家，２００６年经济增长率３．５％，在西欧国家中名列前茅，而且实质上能达到全国充分就业，每个找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工作。

　　但现在问题重重。总部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从２００９年起往后的５年，丹麦经济增长率将滑落到１％，主要原因就是人才短缺，症结则是６３％的边际所得税率。丹麦国内凡年收入３６万丹麦币（约５０万元人民币）者，都适用这个税率。

　　而欧洲早已吹起降税风。爱沙尼亚和斯洛伐克５年前就已开始。奥地利和德国接着跟进，大大降低原来偏高的边际税率。伦敦更早，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降低高所得税率，成为伦敦维持其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的关键因素。

　　丹麦２００５年劳动力萎缩了１９０００人，这是一个人口才２４０万的国家禁不起的惨重人才失血。丹麦企业界通常和政治保持距离，现在则纷纷投入选战，希望改变现状。哥本哈根金融服务界的Ｓａｘｏ银行ＣＥＯ克利斯登森即是一个例子。Ｓａｘｏ有１５０个重要员工在海外就业，因为他们不愿在国内缴纳重税：从英国、瑞士到新加坡，税率从１９％到４０％不等，但都没有丹麦这么吓人。克利斯登森说：“高税率是丹麦头号问题，就这么简单。”政治还在谈改革，但丹麦年轻人用脚投票的步调加快了。

　　（：：台湾《联合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