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主人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　Ｃｏｏｎｔｚ　

　　：：编译　郭爱婷

　　为什么如今人们结婚——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都需要得到国家的许可呢？事实上，在西方历史上，这种许可并不需要，因为那时的人们认为，婚姻只是两个家庭之间的私人事件，两个人是否相配只需要双方父母的认可，宗教或国家并不在其中发挥作用。

　　在１６世纪，基督教关于婚姻的规定是：一场婚姻合法与否，应该取决于夫妻双方是否愿意。如果两个人宣布他们已经交换了誓约，即使他们是在没有旁人见证的干草堆边宣誓的，教堂都会承认他们的婚姻是合法的。

　　而在１２１５年教会的规定里，一个“合法”的婚姻必须在教堂里举行。不过，“非法”结婚的人们，与在教堂里举行婚礼的人们，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是一样的：他们生的孩子也是合法的；妻子同样拥有遗产继承权；夫妻双方要想离婚，也必须符合相关的规定。

　　直到１６世纪，欧洲国家才开始用法律来约束婚姻。一部分原因在于，人们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避免家长对年轻人结合的干涉。

　　美国殖民地曾有过结婚必须得登记的官方规定。可直到１９世纪中叶，国家最高法院还认为同居是合法婚姻的有效证据。到了１９世纪后期，美国开始取消“习惯法婚姻”（注：指未举行任何仪式而自称“夫妇”的人们，美国有些州还承认这种婚姻）的合法性，对婚姻有了更多的控制。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有３８个州禁止白人和黑人、黑白混血儿、日本人、中国人、印度人、蒙古人以及马来西亚人等通婚；有１２个州不会给结婚的一方是酒鬼、瘾君子或精神病患者的夫妻发放结婚证；还有１８个州阻止再婚。

　　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开始取消对婚姻的一些限制性规定，如对人种的区分，甚至允许犯人结婚。

　　后来，政府开始依赖结婚证书来决定资源的分配。《社会保障法》依照结婚证给予人们相应的利益；雇佣者依据雇员的婚姻状况，来决定他们是否要提供给他健康保险或养老金；法院和医院根据结婚证明，来决定婚姻一方是否拥有遗产继承权或是否拥有获知对方健康信息的权利。

　　事实证明，在上世纪５０年代，用结婚证来获得利益分配和法律特权的这种方式行之有效。因为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是已婚，同居和单身都很少。

　　可在今天，拥有结婚证并不能让我们明确知晓人与人之间的责任。２５岁到２９岁的半数美国人未婚，可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承担起伴侣、父母的责任。几乎４０％的美国孩子出生在未婚家庭。同时，很多合法婚姻的家庭再婚，导致他们的责任延伸到几个家庭之间。

　　国家用结婚证书来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社会在面对孩子的问题时已经认识到了这点。因为未婚父母所生的孩子的遗产继承权、父母抚养权及社会合法地位等都已得到了承认。

　　美国大学的一位法学教授南希说，结婚证并不能合理地区分成年人的哪些权利和义务，可以得到国家的保护。比如：一个女士嫁给一个男士仅９个月，这个男的就死了，结果这个女士拿到了男士的社会保险金；可一个与一位男士共同生活了１９年，但没有结婚的女士却无法获得社会保险金，尽管她帮他缴纳了社会保险的税。还有，一对刚刚结婚的夫妻，任何一方都可以请假照顾对方，或为对方的非正常死亡起诉，可没有结婚的夫妇却不能这样做，无论他们共同生活了多长时间，无论他们多么忠诚地守护彼此的诺言。

　　因此，结婚证不“必须”是保证夫妻双方权利义务的决定因素，无论是对孩子，还是他们自身。但它仍然决定了一对夫妇“可以”拥有的权利和义务，如：谁拥有医院探视权、谁享有医疗保险等。这可能正符合某些道德家的观点，可它不符合公众想对陪伴者兑现其承诺的利益。

　　：：博客地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ｏｐｉｎｉｏ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