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３月１２日，英国广播公司（ＢＢＣ）驻加沙记者艾伦·约翰斯顿，遭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绑架，开始了长达１１４天噩梦般的经历。在此期间，武装人员数次威胁要杀死他，还给他穿上了“炸弹背心”（详见７月３日本报《“求求你们，千万不要来救我！”》一文）。最终，在主宰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压力下，绑架约翰斯顿的部族武装“伊斯兰军”于７月４日将他释放。近日，约翰斯顿通过英国《泰晤士报》，讲述了自己人生中的这段非比寻常的经历。

　　１．绑架发生在阳光下

　　那一切都是在春天的阳光下发生的，就在加沙城的大街上。一辆小轿车突然加速从后方冲上来，超越了我的汽车，并迫使我停了下来。从副驾驶的位置上走下一个年轻男子，将手中的枪对准了我。他和同伙强迫我上了他们的轿车，一下子将我推倒在后座上，并把一条黑色的头巾盖在我脸上。透过质地并不细密的头巾，我依然能够感觉到阳光的存在，也依稀能够看到街道两旁的建筑。因此，我知道当时车子的行驶方向——它正朝这座城市中最危险的社区驶去。

　　当天晚上的后半夜，囚禁我的房门突然打开了，一个身材高挑、身着白色长袍的男子走进来，他的脸被一条红白格子的头巾罩得严严实实。他站在那里，静静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用英语说：“艾伦·约翰斯顿，我们知道关于你的一切情况。”

　　从那条头巾后面传出的声音非常平静，甚至有一些友善。我意识到，这个人可能就是绑架者的头目。他对我说，我不会被杀害；依照伊斯兰教义对待囚犯的准则，我会受到很好的对待。最关键的是，他说，最终会将我释放，只是必须到“时机成熟时”。

　　天将放亮的时候，我再次被惊醒，两个男子走进“牢房”，用手铐铐住我的双手，在我头上罩上一条黑色头巾，随后将我拖入冰冷的夜色中。他们一句话也没说，这让我感到莫大的恐惧。当我在黑暗中跌撞前行的时候，不住地想：我的死期到了！他们可能要将我带到某个地方，然后一枪把我打死！

　　２．在牢房与厕所之间来回“奔走”

　　事实证明，他们只是将我换一个地方，继续关押。

　　我的手表被他们拿走了，只能依照太阳的轨迹和附近清真寺每日５次的礼拜声大致判断时间。我的一次性隐形眼镜也早已抛掉了，视野里一片模糊。尽管如此，在那个污浊、空荡荡的房间里，我开始试着面对和适应我的不幸遭遇。

　　在加沙地带，几乎所有的英国机构都撤离了，只剩下ＢＢＣ。而在ＢＢＣ驻加沙记者站，只有一个英国人，那就是我。现在，我落入了“圣战者”们手中，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中的小鸟。上世纪８０年代，曾有一些西方人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被扣押了数年，我担心自己的命运会和他们一样。

　　在被关押期间，我遇到的第一个危机是：疾病。我那“欧洲式”的胃既不能对付“牢房”提供的食物，也不能对付那里的饮用水。很快，我就开始在牢房与厕所之间来回“奔走”。厕所非常狭小，散发着刺鼻的臭味，而且地面经常被水淹没。

　　后来，我向看守们要了一些器具，将水烧开了之后再饮用。他们每天为我提供两顿饭，包括面包、土豆、水果，后来还有鸡蛋。但是，食物总是不够吃——到后来获得释放时，我已经瘦了２０斤。我敢肯定，如果我当时一直生病且不见好转，“伊斯兰军”（绑架者组织的名字）肯定会让我“慢慢消失”，而不是将我释放。

　　３．死也要有尊严

　　为了缓解精神压力，我数次要求他们给我一台收音机。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居然真的满足了这个要求。突然间，我与外界有了一个联系的渠道，它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使我的脑子不再一味地被恐惧占据。通过收音机，我了解到，ＢＢＣ正在为我开展一场浩大、非比寻常的营救行动，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但收音机也会带来可怕的消息。有一次，ＢＢＣ的新闻报道称，我已经被绑架者“处决”了。起初，我深感震惊——我竟然被宣告死亡了！几分钟后，我却感到了释然和有趣，不由自主地想到马克·吐温的名句：“有关我死亡的报道被严重夸大了。”

　　我知道，绑架者在处死我之前，肯定会像那些伊拉克武装人员一样，对我临死前的状态进行录像。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的话，我可不愿意在他们的镜头前成为一个涕泪横流、苦苦哀求、完全崩溃的人。决不能让我的家人和整个世界看到那样的一个我！

　　几周后，看守带着一副巨大的镣铐走进了我的房间，将我的双手和双脚锁在一起。他说，他们正在讨论要不要几天后将我处死；如果决定将我处死，会直接在我的喉咙上来一刀，让我死得痛快。我不太相信他的话，但同时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不断设想被处死前的情形，以及如何才能使自己的“最后时刻”更有尊严。

　　４．迫切需要“精神救生艇”

　　渐渐地，我与看守们熟悉起来。其中一个名叫哈米德，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有一张黑黑的却非常英俊的脸。他几乎每天都和我待在一起，偶尔会让我到他的房间，陪他看个把小时的电视。

　　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我的父母，他们正在宣读一份声明，呼吁绑架者尽快释放我。本来，我一直非常担心他们的状况，但看到父亲宣读声明时表现出的力量和尊严，我顿时感到了极大的宽慰。

　　当我们在一起谈论加沙、政治和伊斯兰教的时候，哈米德会比较友善。但总体上，他是一个凶恶、喜怒无常的家伙，经常为了一些小事暴跳如雷，对我拳脚相加。不过，我的人质生活比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中的那些囚犯好一些，当然，比纳粹集中营中的被关押者也要好得多。

　　在那段日子里，我经常想到英国探险家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约一个世纪前，他乘坐的船只在南极被浮冰击毁，仅靠一艘救生艇穿越风浪咆哮的海洋，最终活了下来。在“牢房”里时，我迫切需要一艘“精神救生艇”，让它载着我度过时间的海洋，直到重获自由……那个日子看起来是那么遥遥无期……

　　５．重获自由要感谢“哈马斯”

　　在我遭绑架期间，加沙地带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占主导地位的“哈马斯”与老对手“法塔赫”之间的矛盾激化，“哈马斯”干脆一鼓作气占领了整个加沙地带，成为这块土地上名副其实的主人。在这种状况下，绑架我的武装组织“伊斯兰军”，第一次表现出了动摇和不确定，但他们并不愿轻易妥协。

　　一天，哈米德走进我的房间，带着一个黑色公文包，就是惯常乘坐地铁上下班的那些伦敦会计师们经常携带的那种。他从里面拿出一件“炸弹背心”给我穿上，“炸弹背心”上的固体炸药块紧贴着我的胃！随后，他们开始给我录像，让我告诉全世界：如果有人试图用武力解决问题，我肯定会与他们同归于尽！

　　然而，“哈马斯”更加强硬，而“伊斯兰军”也表现出了一副“最后摊牌”的架势。

　　一天深夜，我再次被带出房间，头上照例被裹上了一条头巾。“伊斯兰军”的成员一边拖着我往前走，一边打我。我被带上一辆轿车，被推倒在后座上。“伊斯兰军”和他们的“靠山”，终于顶不住来自“哈马斯”的压力，要将我释放了。但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一点。车子慢慢地向前行驶，我则越来越恐惧。

　　哈米德和另外一名看守分别坐在我的两侧，紧握着手中的“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不住地咒骂、抱怨。我听得出来，其中既有失望、愤怒的情绪，也有恐惧——或许是害怕“哈马斯”武装人员将他们全部干掉。

　　在“哈马斯”设置的一个检查站，车子停了下来。透过头巾的毛线缝隙，我看到了一个黑洞洞的枪口，距离我的眼睛只有几英寸。看来，“哈马斯”武装人员只要有稍许异动，这个枪口中射出的子弹就会将我的脑袋打个稀烂！

　　车子抵达目的地，哈米德将我拖了出来。我们转过一个弯，来到一个花园中，在那里，站着我的老朋友、同事、在ＢＢＣ负责阿拉伯国家报道事务的法耶德·阿布·沙马拉。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的人质生活结束了，我重获自由了！

　　幸运的是，死神并没有“眷顾”我。

　　６．自由到底有多宝贵

　　如今，４个月过去了，我仍然时不时地做噩梦，梦到自己又被绑架了。当我惊醒过来，逐渐意识到那只不过是一场梦的时候，欢喜的心情简直无法描述。

　　被绑架的经历留给我的，并不全是消极影响。这其实是一种“反面教育”，经历过此事后，我变得更坚强了，对自由也有了更深的体会。也许，一个人只有体验过“囚徒”的滋味后，才能真正体会到自由的宝贵。

　　参考资料

　　达格毛什家族：绑架约翰斯顿的幕后黑手

　　绑架艾伦·约翰斯顿的是巴勒斯坦武装“伊斯兰军”，它是加沙地带达格毛什家族的私人武装。该家族是加沙地带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却经常从事绑架等活动，以勒索钱财。

　　绑架约翰斯顿后，达格毛什家族打算向ＢＢＣ或英国政府索要５００万美元的赎金，还希望从“哈马斯”手中获得加沙地带一大块地产的所有权。然而，致力于改善自身形象以寻求西方国家支持的“哈马斯”，对达格毛什家族态度强硬，最终迫使对方释放约翰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