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俄罗斯的“中国年”，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在俄各地展开。从昔日的剑拔弩张到今天的战略伙伴，中俄两国的友好邦交离不开老一辈外交工作者的努力。１９８２年１１月，黄华同志赴莫斯科出席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并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进行了中苏关系破裂２０年来的首次外长会谈，由此开启了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大门。

　　１．给予我们特殊礼遇

　　勃列日涅夫去世的前三天，即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７日，他还主持了纪念十月革命６５周年活动，登上红场检阅台阅兵，并在庆祝宴会上发表演说。所以，当我在１１月１１日得知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消息时，感到很突然。

　　邓小平同志着眼中苏关系的长远大局，并从多做苏联新领导人工作和争取苏联人民了解我改善关系的诚意，不断地考虑和采取措施。中央决定由我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前往莫斯科出席勃列日涅夫的葬礼活动。

　　１１月１４日，苏副外长伊利切夫在机场迎接我时，他特别介绍说：１５日上午９时将在红场上举行大型葬礼，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和共产党代表团安排站在红场列宁墓左侧观礼台上，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安排在右侧观礼台上。他问中国代表团愿站在哪个观礼台上。我答复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苏方是主人，客随主便。伊利切夫听后，表示苏方会对中国代表团作出最好的安排。

　　事实确是如此。苏方不但对我们代表团参加葬礼作了很好的安排，而且我们的所有活动都受到周到的照顾和礼遇。驶离机场时，我代表团车队有摩托车队开道。苏方媒体对我们的活动都以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更显著、更突出的位置予以报道。在所有的仪式和活动中，都把我们安排在社会主义国家队列较前的位置；在红场的追悼大会上，所有其他国家的代表团都是只让一位成员上观礼台，而让中国代表团的４位成员都上了观礼台；各国代表团仅由苏方一名翻译陪同，而我团则由伊利切夫副外长全程陪同。葬礼结束后，苏方安排苏联新领导人安德罗波夫礼节性接见各国代表团团长，以示答谢。因前来参加葬礼的代表团数量太多，时间又有限，因此安德罗波夫接见各代表团团长的时间很短，唯独接见我的时间较长。

　　此外，根据苏方的安排，１７日上午中国代表团还应邀参观了坐落在莫斯科郊区“星城”的国立加加林宇航训练中心。这个宇航中心，是为纪念人类第一位乘宇宙飞船进入太空但后来因车祸逝世的苏联宇航员加加林而命名，是一个不对外开放的保密单位。作为一种特别礼遇，苏方安排我们参观这个中心。我们饶有兴趣地参观了该中心庞大而复杂的设备，看了训练宇航员失重和各种升天和返航操作技术。始终陪同我的是苏联空军第一副司令叶非莫夫空军元帅和其他５位戎装笔挺的将军。我在加加林纪念碑前献了花，并表示衷心祝贺苏联科学家的卓越成就，并感谢主人对我们十分友好和热情的接待。

　　苏方对中国代表团这种特殊礼遇和照顾，有些少不了是表面文章，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苏方对中国和对中苏关系的格外重视和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心态。

　　２．苏方逐字核对我同安德罗波夫谈话记录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４日晚７时，中国代表团到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圆柱大厅内参加勃列日涅夫的遗体告别仪式。勃列日涅夫的遗体周围布满了鲜花和花圈，大厅内十多盏大型水晶吊灯被黑纱蒙罩，烛光微弱，气氛肃穆悲哀。有一百多个国家的政要包括美国副总统布什前来吊唁，各国代表排队依次向遗体志哀。按苏联礼宾官的安排，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们站在长队的前部。中国代表团排在前几名，我团赠的花圈最大，被放在显著位置。在排队向前行进时，我忽然听见后面不远处一位来宾大声说：“我是匈牙利的卡达尔，我很高兴在这里看到中国同志。”我马上转身举手向这位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致意。因为排队的人很多，又很密集，当时未能与他握手。我和杨守正大使等５人在勃列日涅夫遗体前约５米的地方鞠躬志哀。

　　１１月１５日上午９时，我们到红场出席有十万群众参加的葬礼活动。莫斯科当时的天气虽然晴朗，但非常寒冷，气温约在－１４℃。我穿着皮大衣、皮帽、皮靴，没有感到冷，可是许多与会者冷得直打颤。我们听从主人的安排，在列宁墓观礼台的第一级台阶左侧站立，周围是社会主义和个别亚非国家代表，右侧主要是西方和亚、非、拉各国代表。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和苏联共产党政治局成员及勃列日涅夫夫人站在我们后上方的列宁墓中央观礼台上。

　　勃列日涅夫的遗体安放在一辆炮车上，被鲜花和黑色及红色的绸缎挽饰围着，身旁站着几十名护卫军官，场面严肃壮观。在勃列日涅夫的棺木下葬在克里姆林宫墙外的墓地之后，我同杨守正大使等步行至克里姆林宫内，进入乔治大厅，参加安德罗波夫的接见。按国内指示精神，我向他表达了哀悼之情和改善双边关系的愿望。

　　安德罗波夫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注意地倾听李凤林同志的翻译后表示，他十分高兴并感激中国党和政府派黄华同志来出席葬礼，相信两国的关系一定会变得友好。我对安德罗波夫讲的几句话确实比别人长，连翻译竟花去了３分钟。全场的人，尤其是媒体特别注意中苏两家的亲切握手和较长时间的说话，而安德罗波夫同其他国家代表的说话时间一般才半分钟。

　　很有意思的是，在我们参加完葬礼返回莫斯科大饭店后，苏方翻译随后也匆匆赶到饭店，要求同我逐字逐句核对我同安德罗波夫谈话的中俄文记录，说是上头要求逐字汇报。这个小小插曲反映了苏联方面尽可能捕捉中方对中苏关系态度的准确信息的认真程度。

　　莫斯科人对我们出席葬礼反应很好，许多普通人打电话给驻莫斯科的新华社记者，表示赞赏我方的友好态度和到莫斯科出席葬仪，并热切地希望中苏关系回到上世纪５０年代的日子。

　　３．“中苏两大邻国谁也搬不了家”

　　我这次赴莫斯科的使命，是参加葬礼和同苏联新领导人探讨共同努力消除两国关系中存在的三大障碍、改善两国关系以逐渐实现正常化这一重大问题。同苏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正式会谈则是此行的重头戏。这是二十年来中苏外长第一次直接接触，也是两国关系恶化以来两国外长举行的第一次政治性会谈。

　　会谈于１１月１６日下午在苏联外交部举行。中方参加人为杨守正大使、马叙生司长、王荩卿副司长、李凤林办公室主任，苏方参加人为伊利切夫副外长、贾丕才司长。会谈从下午４时开始，至５时５０分结束。

　　葛罗米柯首先对我前来悼唁表示感谢，他也欢迎利用这个机会举行会谈，讨论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问题。他说，我同你见面前去见了总书记，我可以负责地代表苏联领导人，代表安德罗波夫表示，我们主张改善中苏关系。

　　我重申了改善中苏关系必须消除三大障碍问题。指出，苏联在中苏边境屯驻重兵，出兵侵占中国的邻邦阿富汗，并支持越南出兵侵占柬埔寨，这些行动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现实威胁。我们希望苏联尽快从中苏边境减少和撤退军队，从阿富汗撤军，并劝告越南尽快从柬埔寨撤军，使东南亚恢复和平。

　　葛罗米柯也阐明了苏联对改善两国关系的积极立场。他认为改善关系是中苏两国利益的需要，国际局势的发展也要求改善关系，这也完全符合苏联外交政策。葛罗米柯说：他可以负责任地声明，苏联将做一切取决于他们的事情，使苏中关系正常化。改善关系最后能否成功，要靠双方的努力。

　　在会谈中，我期待他就减少和撤退中苏边界苏军问题作出具体承诺或者有所表示，把磋商引向实际步骤。但是葛罗米柯看上去并不重视中方要求的解除来自北、西、南方面对中国安全的威胁问题。他表示，如果不能就此问题取得一致，可以先从局部着手，例如就发展贸易、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具体交往采取步骤，给两国关系增加新的空气，加点温，与此同时讨论各方认为应该讨论的问题。他说，我们能不能把尚不能取得一致的问题放在一边，先来讨论和解决我们目前力所能及的、现实的和取决于中苏双方的问题。

　　会谈将要结束时，我再次强调，中苏是两大邻国，谁也搬不了家，应该从源头和根本上解决我们两国之间的关键问题。葛罗米柯对我说的这句话表示赞同，但强调说：中国不必害怕苏联。苏联丝毫不会威胁中国。我回应道：“我们不能不担心自己的安全，但也不至于睡不着觉。”

　　会谈结束后，从来没有笑容的葛罗米柯向我露出友好的微笑，走了近３０米的长廊把我们送至电梯旁，握手道别。他的这种表现据礼宾官们说是罕见的。

　　至此，我结束了这次赴苏的使命，在与葛罗米柯会谈后的第二天，即１１月１７日晚离开苏联回国。

　　（：：节选自《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８月第一版，未完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