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吉姆斯·克斯（美国斯沃斯莫尔学院政治学教授）

　　从一定角度来说，发达国家出生率的下降促进了国际的和平与安宁。

　　军事分析家们总是三句话不离“战略”，诚然，在以“反恐”为国际安全主旋律的时代，战略的重要性有目共睹。但是，聪明的人们却往往忽略了人口统计学对战略的影响。

　　在西方发达国家，一边是本土出生率的下降，一边是非欧美移民的迁入，这种趋势无疑将导致社会结构的渐变和国家身份的混淆。同时人口结构的改变如一只无形之手，引导着军事战略的改变，这个过程看似缓慢，但历史告诉我们，人口才是最后的决定因素。

　　一个世纪以前，一对夫妇普遍生４个甚至更多的孩子。父母健在、孩子却因疾病身亡的现象常有发生。年轻人在战场上牺牲，家人会为之悲痛但不会到难以接受。而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出生率日趋下降。欧洲尤为明显，许多国家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已降到１．５个孩子以下（远低于保持人口稳定的生育率２．１）。

　　在这个后现代社会，很少有孩子因疾病夭折，如果他不幸阵亡，带给家庭和社会的震撼都是巨大的。可以预见，在发达国家，政府把稀有（占人口总数比例低）的年轻人送往罕见的战场，他们中每一个人的死亡都是一个独特的灾难。所以，难以想象一个以独生子女家庭为单位，没有死亡心理准备的社会，能承受一场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全方位步兵作战和堑壕战这样的战争；也难以想象这样的社会能经受像二战那样大规模的两栖战争和散兵战。真正适合后现代社会的是诸如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在科索沃战争中，北约创下了零死亡的纪录）这样高度机动和快速的战争。总而言之，后现代社会的战争目的不再仅仅是赢，同样重要的是要保存己方为数不多的年轻人。

　　这种人口变化对军事战略的影响在美国尤为明显。过去的２０年里，美国军方把４Ｃ——指挥（ｃｏｍｍａｎｄ）、控制（ｃｏｎｔｒｏｌ）、沟通（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电脑（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当成提高战斗力的制胜法宝。自然，美军的军事改革原则上是经济和信息科技发展的结果，但同时，它无形中受到了低出生率的驱使。在这样的战略大纲下，美国没有多少战争值得打。很显然，与大国作战是不明智的，那它能选择的只能是一些中等偏小的国家——也就是所谓的“流氓国家”。即使是这样的国家，也要考虑游击战的风险，伊拉克战争便是最好的证明。

　　所以，从一定角度来说，发达国家出生率的下降促进了国际的和平与安宁。用传统保守的观点看，霸权国家因为低生出率带来军事上的谨慎不能不说是件好事。

　　从人口发展的趋势看，对西方国家而言，历史来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拐角，任何常规的战略都不再管用，因为这些国家不能再以简单的国家单位来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