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看来，香港的房地产管理办法对内地城市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尤其是解决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方法和制度，非常值得内地各城市学习，甚至是照搬。

　　《人民日报》日前载文分析香港的房地产，文章指出：香港人多地狭，寸土寸金，其高昂的房价位居世界各大城市前列。但同时，在香港，有大约１／３人口租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屋（即廉租房）里，１／６的人从政府手里购买居屋（相当于内地的经济适用房）。总体上看，约一半人在政府的资助下解决了住房问题。实际上，香港私人住宅市场面对的是另一半中高收入人群，其中以律师、会计师、医生、经理人员等构成的中产阶层为主。因此，对香港低收入人群来说，他们完全可以像观看电视节目一样，淡看楼市风云。

　　《人民日报》看得很准，香港的成功在于，政府承担解决１／３人口住房的重任，并帮助１／６的人。这些人口大多数属于低收入阶层或较低收入阶层，完全没有跟随市场升降的能力，如果置之不理，社会矛盾将日趋尖锐，动荡不宁。政府如果完全把责任交给市场，等于置之不理。

　　专家指出，香港楼市早已是一个成熟的市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楼市中有效地发挥了调节作用；另一方面，房屋作为生活必需品，房地产市场又是一个特殊的市场。香港有一半人口的住房受政府资助，他们受市场房价影响不大；另一半在市场上买房的人群，支付能力相对较强，投资者结构更为合理。

　　目前，内地有的城市显然忽视了房地产市场又是一个特殊市场的原理，在政策制定上存在重大缺憾，也就是没有认真考虑解决低收入人口住房的问题。这是一个非政府承担不可的责任，不是任何一个地产商能够完成的。在香港，经济发达，工商旺盛，市民收入颇丰，富甲一方，就是这样的富裕城市，尚有１／３的市民靠政府提供住房。作为内地城市，目前没有哪一个经济上能超过香港，政府岂能就把市民全部推向市场呢？

　　解决内地城市的房价问题，绝对不能犯不负责任的错误。如何是不负责任呢？一、把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推给市场。二、政府作为不足或者措施落实迟缓。三、对低收入者住房问题迟迟拿不出解决办法来。四、把责任全部推给地产商或所谓的炒房者、甚至是境外人士。

　　《人民日报》指出，楼市的平稳发展与政府的正确定位密切相关。香港特区政府２００２年重新定位房屋政策后明确提出，政府在市场中的定位，就是维持房地产市场的自由运作，让楼市在自由及具透明度的商业环境下发展。同时，政府致力于对置业人士的保障工作。政府与地产建设商会、消费者委员会及地产代理监管局合作，共同监察发展商在销售期房方面的安排，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

　　香港政府在承担了１／３市民的公屋之后，还要做这么多的实实在在维护市场、保障消费者的事，这就是负责任。

　　如果以为香港较小，经验未必适用于内地，那么，我们看一看美国吧。

　　美国设有ＨＵＤ，即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简称，是隶属于联邦政府管辖的一个部门。资料显示，设置ＨＵ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让中低收入家庭买得起房子。从１９３４年开始，ＨＵＤ下属的联邦住房管理局，已经帮助了大量中低收入的美国人实现买房梦。而ＨＵＤ的方法就是给予一部分人更优惠的贷款政策，让这些人足以负担得起首付款和房屋贷款。ＨＵＤ在全美拥有各种房产，因而卖房时能够控制房屋的价格以及其他经济条款。解决弱势群体住房问题。简单地说，ＨＵＤ的服务对象是中低收入的美国家庭，这个部门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帮助弱势群体，协调社会的贫富差距。ＨＵＤ在救助社会最为“脆弱”的弱势群体上，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他们以各种方式为土著人、少数民族、残疾人、艾滋病人、老年人以及无家可归人士提供住房。现在大约有超过７００万家庭居住在“公房”内。同时有４３０万低收入家庭享受到政府的津贴，低息贷款或者租房津贴。

　　也就是说，公房同是美国与香港解决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良策，美国与香港的原理是相同的。

　　国务院建设部总经济师谢家瑾不久前指出，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和廉租住房政策落实还不到位，管理还不够规范，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住房保障的资源配置，相对来说效率还比较低。覆盖的范围还不完全，支持中低收入家庭，解决住房问题的财政税收、土地和金融的配套政策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等等。于此，我们十分理解内地城市的苦衷：起步太晚，政策配套欠缺，全民意识不足。但是，解决问题的思路方向绝对不能发生错误，错了，要回头代价更大。

　　什么时候，内地城市的低收入者也能像香港低收入者那样，像观看电视节目一样，淡看楼市风云呢？

　　（：：香港中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