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余名女教师当了‘三陪’”，乍听起来，这有点耸人听闻。且慢，这里需要做个说明，此“三陪”非彼“三陪”，它是指陪酒、陪聊、陪跳舞。《中国青年报》７月５日的报道说，今年４月２７日晚，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教育局局长龚某在该市一家歌厅的豪华包厢举行同学聚会，以部门名义要求辖区内３０多名女教师为其表演节目，陪酒、陪聊、陪舞，表演完后还不许离开，必须陪到２２时３０分，而且要求部分女教师要“热情点，主动点”。

　　有位老师向记者回忆：一位老师被一个领导连续邀请跳了４次舞，最后她有点烦了，就拒绝了。在晚会期间，一些领导还追要老师的电话，后来还跟其中的一些老师联系过。

　　其实，关心时事的人应该对此类新闻见怪不怪了。去年，有媒体报道，即将小学毕业的３０余名学生，头顶烈日徒步往返近１０公里，竟然是被学校派往邻村帮山西某地一位副部长办丧事抬花圈。而更早的时候，某大学音乐学院２００３级舞蹈编导专业全体女生，被学校强行组织参与接待来访领导陪舞任务，也曾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

　　此类事件发生一次尚可理解为个别官员修养不够，自律不严。但如此这般一次次地发生，就让人不禁要探讨其背后的制度和文化根源。这位教育局长之所以能调动这么多教师为自己服务，关键在于他可以轻易改变一个教师的命运，如此，取悦领导就变得比教书育人更为重要；而退一步讲，即使不想升迁，领导之命教师们又岂敢不从。说到底，这是一个公权力私有化的问题，再说深点，则是官本位意识在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