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暖的中国对策

　　如果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无法受到有效阻击，再过若干年，我们就只能到海明威的小说里去寻找“乞立马扎罗山的雪”了。

　　根据科学家的报告，全球变暖还在让人类失去乞立马扎罗山的雪之外更重要的东西，比如非洲地区将有２．５亿人喝水困难。中国如不采取措施，未来１００年，在气温升高０．５～４．２度的情况下，中国将不得不接受以下事实：冰川面积损失是过去３５０年的一半；农业减产５％～１０％；海平面上升１２～５０厘米——海平面上升３０厘米，广州地区将有５５００平方公里土地被淹没。

　　对比这些数据，足见美国大片《后天》导演的良苦用心。那么是什么引起全球气候变暖呢？科学家的报告说，人类自己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排放的温室气体是罪魁祸首。

　　解铃还需系铃人。只有全人类联合起来，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才有可能让世界恢复清凉。当然，工作还要每个国家自觉去做。这不，６月４日新华社报道，中国政府正式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表示将采取一系列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这是中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面政策性文件，也是发展中国家颁布的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它表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已经上升到战略层次。国内舆论认为这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责任感。不过，外国人还是批评为什么方案没有设定一个量化的减排指标。

　　这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困境，虽然气候问题已经成为政治问题，但是发展对它们来说仍然是最大的政治。况且，发达如美国尚不承担减排义务，对这种批评，发展中国家当然不能心服口服。

　　三千万元刘邦铜像的命运

　　中新社９日的消息，近日一度广受民众关注的河南省永城大汉雄风刘邦铜像已遭河南省相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全面调查，工程也已停工。

　　永城市于去年起在该市芒山镇芒砀山耗费３０００万元人民币修建一座高３９．９米，与地面相对高度１６６．７米的汉高祖刘邦“大汉雄风”铜像，称之为“亚洲第一铜雕”。此前有媒体曝光，该项目相关手续不完备，当地民众对该项目的修建意见很大，纷纷认为是政府在“烧钱”。

　　此事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河南省有关领导的关注，并纷纷作出批示，要求予以查清。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近年来各地政府搞经济建设的一个法宝，于是乎，在中华神州大地上蓦然冒出了许许多多的“文化古迹”，这儿一座铜像，那儿一座寺庙，５０００年文明古国似乎一下子复活了过来。甚至恢复了还不够，还要创造，这不，河南新郑市的始祖山上，就修建了一条高９米、宽６米、长达２１公里的水泥长龙。

　　水泥长龙设计者是这么想的：修建完成后将在龙身上贴满汉白玉石片与镀金龙鳞甲，它的商业卖点寄望于有人在龙鳞上刻上自己的姓名，以证明自己是巨龙的一片鳞。不得不佩服其创意的新颖，但他的智慧实在用错了地方。

　　我们可以说，刘邦铜像之类的东西，复活的是伪文化古迹，伤害的却是健康的社会肌理。

　　该如何审判善良的绑匪

　　云南晋宁县农民余有在昔日“狱友”张洪林的撺掇下，“哄几个娃娃诈点钱”，向孩子家长敲诈１５万元。整个绑架过程中，余有很善待孩子，不但把仅剩的一包饼干和一瓶矿泉水分给了孩子们，还陪他们聊天、打闹。后来，余有还进一步良心发现，将身上仅有的２０元钱给了孩子们，教他们一遍遍背熟了回家坐车的路线，自己则步行了３个小时回家。临别之前，被绑架得“不亦乐乎”的孩子们还显出依依惜别之情，并邀请绑匪到家里作客。

　　《中国青年报》６月６日报道了这个案件的整个过程。５月２４日，云南呈贡县人民法院以绑架罪判处余有有期徒刑６年，并处罚金３万元。判决结果一出，“善良的绑匪”余有该不该获此惩罚，引起了舆论的热烈争议。

　　许多人尤其是网民为余有鸣不平，认为余有深刻地表现了一个绑匪的人性，而且即已悔罪，轻判可起示范之效——日后的绑匪或可因此“放下屠刀”。反之，则会刺激日后的绑匪以“要么不要去绑架人，要么你做得狠一点”为准则。

　　另外许多人支持法院的判决，他们的理由同样很有道理：再善良的绑匪终究还是绑匪，余有犯罪事实既已成立，也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虽然孩子没有恐惧，但他们的家长却处于极度恐惧之中），就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不然不足以正国法。而且，如果轻判，还会增加了另外一种危险性——日后的绑匪们都采取“亲切友好”式的犯罪行为，一旦发现难以成功，都对人质温情地“十里相送”。

　　人性与法理的冲突在这个案子里毕露无遗。不过，既有法律，就应首先维护法律的权威。毕竟对犯罪分子过于人性，就是对其他人的不人性。当然，法律的终极目的在拯救而不是惩罚，人性也必须考虑。笔者以为，法院已经将两者结合得相当完美，相比于张洪林的获刑１２年，余有已经因为自己的人性而获得褒奖。

　　高考作文题引热议

　　上一周的头等大事非高考莫属。与往年一样，６月７日的考试刚结束，全国各大网站都纷纷公布了今年高考的作文题目。

　　今年恰逢恢复高考３０周年，把３０年前的高考作文题拿出来与今年的作文题作一对比，大有沧海桑田之感。１９７７年的题目是《我在战斗的这一年》，１９７８年则是《速度问题是个政治问题》，犹如政治考试。３０年后，就如今年某省的作文题所说的，高考作文里的这种政治味道正“行走在消逝中”。

　　语文不再是政治的婢女，这当然是时代的进步。但是，关心语文教育的人发现，如今的高考作文却在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很多题目与考生的生活经历八竿子打不着，也不反映社会跳动的脉搏。多数考生为了完成字数，恐怕不得不下一番胡侃海吹的“充水”功夫。

　　由政治挂帅到讲究个性的发挥、自由的联想，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是若由此走向不着边际，则过犹不及。它鼓励考生的不是去书写真情实感，而是去练习虚无的臆想和文字游戏。

　　宗庆后冲冠一怒

　　《北京晨报》６月８日报道说，宗庆后已于６日提出辞去娃哈哈合资企业董事长一职，达能集团委派的董事已经接受他的辞呈，并任命现任副董事长范易谋接替他的职位。宗庆后的愤而辞职使今年４月以来，达能集团与宗庆后在娃哈哈合资企业问题上的矛盾白热化。

　　在这场纠纷中，双方的处理方式值得观察。宗庆后从一开始就非常高调，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向国人发出民族品牌将要沦陷的警告。这次辞职延续了这一风格。他的辞职公开信洋洋洒洒达５０００余言，其中痛斥了达能集团的各种罪状，也表明了辞职的原因是“本人无法忍受合资公司贵方两位董事的欺凌与诬陷”。８日，娃哈哈的经销商、业务员等也纷纷发表声明，发誓要在宗庆后领导下，将达能赶出娃哈哈。同时不少地方政府也声援宗庆后。

　　与宗庆后不同，达能显得低调但步步杀招。一方面，达能集团强调，双方应当遵守当初签订的合资合同条款，在未得到宗庆后回应之后，达能首先向斯德哥尔摩仲裁院申请仲裁该纠纷，继而在近日又在美国法院向宗庆后女儿旗下公司提起法律诉讼。

　　宗庆后身在中国，打民族感情牌、打政府利益牌是他的聪明之处。而达能也扬长避短，诉之于国际法律。两种路径到底谁能胜出还有待观察。但是作为上世纪８０年代崛起的一代企业家的典型代表，宗庆后的手法也典型地反映了中国那一代企业家的“短板”。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最良性的方式还是以法律来应对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