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并不是可爱的大熊猫，但猛攻却是坏主意。

　　如果来宾名单能决定会议的价值，那么５月２２日举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无疑是巨大的成功。几乎半数的“中国内阁”在华盛顿参与了６个月以来的第二次此类对话。用美国财长保尔森的话说，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与增长最快经济体之间的对话。这一对话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用来消除美国政坛上的“亚洲恐惧症”的，但却收效甚微。

　　美国国会中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的意愿越来越迫切。以中国日益增加的贸易顺差为依据，两党议员都在宣称，中国操纵汇率、非法出口补贴，侵犯知识产权以及全面践踏国际贸易法。另一方面，出于对经济增长和失业率的担心，中国不大会让人民币脱离目前缓慢爬升的轨道，特别是不会屈服于外来压力。

　　一个可以参照的对比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日本恐惧症”。那时，日本快速上升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被作为操纵汇率的证据。随着失业率的攀升，美国的恐惧日益加深，特别是当日本人开始收购纽约地标——洛克菲勒中心时。日元的强烈升值伴随着日本经济泡沫越吹越大，最终破灭。

　　对比日本，反对中国的理由要少得多。中国经济开放得多，尽管中国比当年的日本穷得多，而且中国也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但对美国选民来说，中国人更可能成为未来的主要对手，无论是在经济谈判桌上，还是在奥运赛场上以及收购美国公司上。最重要的，日本是美国的政治和军事盟友，而中国则更多地被视为竞争对手。紧张的贸易关系会加剧这种看法。

　　事实上，飞速增加的美中贸易逆差只不过是亚洲供应模式改变的结果，来自东南亚、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进口转向了来自中国大陆的进口。美国国会和舆论实际上是把中国当作更广泛的经济焦虑的替罪羊，这些焦虑包括工资停滞，不断增加的收入不均，以及缩减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

　　美国国会应把更多精力投向这些真正困扰美国人的问题，减少他们的焦虑感。一些议员鼓吹的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只会进一步削弱美国中下收入者的购买力。减少对中国政府的外部压力，也会让中国有更多空间，积极主动地调整汇率和利率政策，并把精力投入到重要问题上，如ＷＴＯ多哈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