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Ｊｕｓｔｉｎ　Ｗｉｎｔｌｅ

　　：：编译　王永生

　　最近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著作，给人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就像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对日本在世界市场的异军突起，也有许多不同的声音和危言耸听一样。当时一个受到屡次肯定的说法是，日本的经济是一种“自行车经济”：除非早已劳累过度的日本人更加用力地蹬踏，否则这个国家就会发生内乱。

　　的确，当１９９７年亚洲经济陷入低谷时，日本遭受了打击，但远未达到所预言的程度。现在对中国也发出许多质疑的声音。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的ＧＤＰ以每年９％的速度增长。但这样的增长是可持续的吗？在《不祥之兆》（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ｌｌ）一书中，威尔·赫顿（Ｗｉｌｌ　Ｈｕｔｔｏｎ）扮演了“反对者和危言耸听者”的角色。他警告说，当增长速度一旦放慢，可怕的分裂就会出现。

　　这种对中国的“不祥预言”并非第一次出现。但是，由于善于运用统计数字和报告，赫顿使自己的预言有了几分真实的色彩。他指出，既然“全球化”已被普遍接受，摆在中国面前惟一的道路，就是接受欧洲思想启蒙运动所兜售的“自由民主价值”。

　　而在《中国的现代化》（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ｅｓ）一书中，兰德尔·帕伦勃（Ｒａｎｄａｌｌ　Ｐｅｅｒｅｎｂｏｏｍ）认为，中国不可能马上成为可与美欧一争高下的超级经济体，更不用说是对它的威胁了。他强调，更为明智的做法，是将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范例”。

　　还有哈里·盖尔伯（Ｈａｒｒｙ　Ｇ　Ｇｅｌｂｅｒ）的《龙与洋鬼子》（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ｅｖｉｌｓ），这本书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可读性较强的介绍，它分析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缓慢演化的关系：直到俄国在１７世纪开始扩张，“天朝上国”才被迫承认他国的对等地位。然而，尽管中国的主权在１９世纪遭受西方势力的侵蚀，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主旨仍保持不变：外交，而不是战争，才是同“蛮夷”打交道的首选方式。

　　盖尔伯指出，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中国更可能争取和谐共处，而不是咄咄逼人的统治地位。他还补充说明，１０００年前宋朝的成功，实现了繁荣的市场经济，但并未对自然环境造成任何破坏。

　　将这３位作者的作品结合起来阅读不无益处。盖尔伯对中国历史的熟稔、帕伦勃对充满活力的现代中国的有分寸回应，提醒我们不要过于惊惶下结论。假使赫顿的看法没错，中国注定要民主化，我们也不应低估它与生俱来的灵活性。

　　（：：英国《独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