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安装系统　防止网游沉迷

　　４月９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八部门联合在京举行发布会，要求所有在国内运营的网络游戏从７月１６日起，全面推行防沉迷系统。国内各媒体随即报道了这个消息。这个系统将把玩家每天的“健康游戏”时间限制为３小时，如未成年玩家在３小时后继续游戏，随后两小时游戏时间内将“收获减半”，如累计超过５小时，玩家在游戏世界里将不能得到任何虚拟物品或经验奖励。

　　其实早在２００５年，新闻出版总署就发布了《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标准。当时新华社的消息说，这个系统将于２００６年初在所有网络游戏中强制执行。现在看，这个强制推行至少迟了一年。什么原因导致推行不顺呢？现在所有的媒体都没有提到。《新京报》的一篇报道约略提到：八部门强推防沉迷系统的发布会之后，盛大和九城两家网游公司在纳斯达克的股价当天即纷纷下挫。而我们在互联网上检索“网络游戏”，不仅可以看到未成年人沉迷网游的负面报道，同时还有网络游戏被列为创意产业，政府部门大开绿灯的消息。

　　“舔痰案”当庭撤诉　两师生抱头痛哭

　　上周，北京有一对师生对簿公堂，最后双方抱头痛哭，以学生撤诉结案。这就是被简称为“舔痰案”的官司。学生提供的录像证言说：王楠吐痰，杨老师让他擦，王楠当时情绪不好就说：“我舔了行吗？”杨老师说：“行。”王楠就舔了。法庭上，备感委屈伤心的老师不仅泪流满面，而且突发心脏病瘫倒在被告席上。《北京青年报》的报道突出了这令全场动容的一幕。

　　由于原告撤诉，事实究竟如何也就不可能得到法庭认定了。这也许会让当事者和其他人有一些遗憾。我记得在《证据法学》上看到一段外国法学家关于司法证明价值的论述：“解决争执是全部法律的目的之一。与纯科学不同，法律的目的并不在于发现真相，并不在于发现全部真相，并不纯粹在于发现真相。这不但代价过高，而且往往与解决争执的目的不沾边。”对于这师生俩来说，真相只有他们心里明白，如果这个真相对于他们不再有意义，对于别人也就没有意义了。

　　警察进医院　来当副院长

　　４月１２日，福建《东南快报》报道：福建省武夷山市医疗卫生系统的１４家医院，聘请了该市公安局１４位民警担任综治副院长。这１４名民警将完全融入所聘医院，负责医院治安安全基础工作，应对突发性事件，维护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

　　这一行为在当前医患矛盾相当敏感的背景下，立即引起了有关公正性的质疑。４月１３日《中国青年报》发表叶祝颐的评论《警察保护医院，谁来保护患者？》——标题问得非常尖锐。而广州的《信息时报》则发表曹林的评论，将这样的“警察副院长”指为“家丁”。

　　其实这种事过去司空见惯，中小学也聘请警察做综治副校长。但此事引发的质疑提醒人们：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保障公共安全的人民警察，在不同人群的利益之间，的确处于一种非常敏感的地位，不可不慎。

　　摊贩刺死城管　一审判了死缓

　　一个备受社会关注的街头摊贩，４月１０日被北京市一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就是那个崔英杰，２００６年８月，他因自己卖烤肠的三轮车被强行拉走，激愤中持刀刺死一名城管人员。

　　该案件发生后立即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一些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明确反对判处崔英杰死刑。这在以往是不多见的。今年２月，《南方周末》曾长篇报道人们关于此案的思考，标题为《城市管理，是要公民更幸福还是更困苦？》；《中国保险报》的一篇专栏文章的标题则直称《崔英杰罪不该死》。大家都明白：媒体不是在同情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而是同情一个弱势群体长期以来在城市街头被驱赶、追逐，被罚没、扣压财产的命运；在这种同情中，也包含了对城市管理政策，特别是城管执法方式的质疑。

　　法院的判决采纳了公诉人所持“故意杀人”的意见——判决死刑，但在犯罪情节和社会危害性上接受了辩护人的意见——“不立即执行”。这个分寸大可玩味。我们也不难理解在这个案件中受害者一方——城管队员李志强所代表的一个管理者群体的意志、情感所形成的压力。如果这样一个“持中”的判决，能够在悲剧之后弥合这两个人群的对立心理，能够促进人们的相互理解，那么这个判决就是可以接受的。

　　事实上，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发布声明：“尊重法院这一判决结果”；而崔英杰则要求速死。

　　“茶水发炎”的新闻风险

　　“茶水发炎”是一个荒谬的结果。它由记者报道出来，要说明的是医院对患者的不负责任。但这个事件的戏剧性却超出了媒体的预想：全国９０多家三级甲等医院的医务人员自愿完成了１３６份用茶水做尿常规化验的检测，其中有１２７份异常——实际上是以同一种结果否定了记者的结论。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上周说：卫生部已经请专家进行了专题研究，证实这件事医院没有任何错误。

　　新闻工作是充满风险的。茶水中竟然检测出了人们通常认为尿液里才有的东西，表面上看起来是新闻工作所依赖的常识在医学专业面前栽了跟头。但新闻业在长期发展中本来有一套有效的风险防御机制。比如由多个来源确认一个事实，就是国际新闻界通行的业务规范。

　　对医院对患者是否负责这个问题，新闻媒体本来也可以通过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多种方式了解到。但是，这些新闻报道基本的手段，都没有“茶水检测”这个单一手段更加具有可以期待的戏剧性。于是，戏剧性在这项新闻活动中成了一个特别突出的价值，正是这个本来不属于新闻工作的价值，使这个报道增大了风险。

　　事件回放：

　　近日，中新网和浙江电视台记者将茶水当作尿液的样本送至杭州多家医院化验，１０家医院有６家检出茶水“发炎”，有５家医院开出消炎药，总计药费１３００元左右。

　　有人投毒医院　放倒两百多人

　　４月９日，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发生食物中毒事件，共有２０３人出现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

　　这成为一周内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事件详情随侦察进展不断报道出来：此次中毒事件是化学性食物中毒，为“氟乙酰胺”鼠类药品所致——不排除人为可能——中毒者是喝了医院食堂的米粥才中毒的——位于摄像头死角的电水壶疑为投毒目标。

　　鼠药中毒还有一起较为严重的事件：３月２９日，浙江宁波永康村５７人食物中毒，系有人用毒鼠强投毒。此前影响特别大的投毒案，还有２００２年发生在南京市汤山镇、导致数十人死亡，震惊全国的“９１４事件”。

　　这些投毒案的作案动机可能都是具体的。但受害者都是“不确定的陌生人”，因此带来极大的社会恐慌和社会危害。

　　靠“双规”　怎么腐败

　　４月１４日的广州《羊城晚报》报道了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靠“双规”狂贪数千万元的事实。那么，什么是“双规”？靠“双规”怎么贪呢？

　　“双规”，即监察机关在案件调查中有权“责令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监察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它是上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我国纪检监察机关在反腐斗争形势严重的特殊时期所发明的一种查办案件的特殊组织措施和调查手段。据反腐学者李永忠说：“双规”下的生活和“非典”隔离有类似之处。被调查对象与调查组人员同吃同住，惟一不同的是“双规”人员与外界的联系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贪官曾锦春正是利用纪委书记手里的“双规”权力向企业主勒索钱财。他甚至用“双规”钳制法官意见：他吃原告，就让法官判原告胜诉；他吃被告，就让法官判被告胜诉。法官如果不写，他就在一个案子中，把法院的院长、两个副院长和一个庭长共４个人全“双规”了。

　　这个靠“双规”来腐败的特殊案例，把这种处于司法程序之外和之上的权力的危险，演绎到了极端。

　　三峡旅游垄断　学者媒体抨击

　　盛杰民等１２位经济法学者上书国务院，支持宜昌民间“反三峡旅游垄断联盟”，４月１０日得到回复。４月１４日，《南方都市报》借此机会对长江三峡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垄断经营三峡坝区的旅游资源和交通道路发动攻击——又发报道，又发社论。报道称：参观的游客每人要交１０５元的门票。而对三峡专用公路和坝区道路的封闭性管理经营，却使得目前每年多达４０余万台的大型货运车辆，被迫实行“水陆水”翻坝转运，使运输时间由陆路行走仅需半小时增加至１３小时。而社论称：“属于国家的工程，属于公众的资源，就这样变成了‘极少数特殊利益集团’的赚钱机器。这事于情于理于法都难以说通。”

　　这是由地方民间组织、全国各地学者和异地精英媒体在三个层面上形成的舆论合力。由于中国公益诉讼的渠道还不畅通，有关公共利益的民间诉求，往往采取这样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