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尖沙咀火车站钟楼过去是返回内地的起点，当时的港人扶老携幼，大包小包，带着食油、面粉和旧衣，登上深绿色的柴油火车，展开一段段接济内地同胞之旅。

　　今天，同一幢钟楼对面的海港城，购买最贵、最多名牌的多是内地同胞。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没错。将内地人蔑称为“阿灿”、“北妹”的年代已经结束了。

　　１９８７年嫁来香港的北京姑娘庞嘉卉，１９９７前回到北京经营起了亚洲菜餐馆，生意极佳，最近在成都开设了会所，两年后还打算来港上市。庞嘉卉的事例，引证了香港回归１０年来，“机会北移、同胞富起来”的历史大转折。

　　庞嘉卉目睹了１９９７年前后１０年，香港与内地的繁荣交替。她站在北京三里屯酒吧街上，指着自己经营的“同里”——一座总面积３０００平方米的单幢楼，内有法式餐厅、小酒吧、咖啡店和工艺品商铺。她说：“‘同里’是‘胡同里’的意思，集结了志同道合、同圈子的人。”

　　以“类同自己人”的意思去命名“同里”，或许是因为曾离乡背井。她说：“１９８７年嫁到香港，很自卑。为什么说普通话的人，就要被看不起？无论有没有文化，也被划成乡下来的；去菜市场、酒楼，都被看成乡下妹！”摆脱“乡下妹”的决心，让她在一年内学会了广东话。

　　庞嘉卉在北京时修读酒店及旅游学，在港住满一年后便回京工作，出任香港驻京酒店的首席代表，１９８９年回港，与友人合资５０多万元，开设中式餐厅，学做香港人。一年后，她找回自己：“我们生在天子脚下，骨子里都是文化！老百姓素质好，我们看书，不是看八卦周刊。”１９９５年，她感到香港繁荣即将“见顶”：“人工高，租金贵，投资与回报不成正比。”

　　香港回归前她结束了香港餐厅，１９９５年与北京朋友合资开了亚洲菜餐厅——Ａｓｉａｎ　Ｓｔａｒ，这次投资额是上次的８倍，达４００万元。“计划餐厅定位时，我想到京港两地的差异，于是开始独家经营当时北京没有的亚洲菜！”在香港的生活经历，成为庞嘉卉内地发展的灵感：“我看见银行门口的护卫是包头印度人，觉得很有趣，所以在Ａｓｉａｎ　Ｓｔａｒ门口也请了一位。”

　　她见证了内地经济的起飞：“１９９５年在北京的生意达到最高峰，一天生意额最多达９万元人民币，一个月营业额１００多万，一年过千万元。”两年内，Ａｓｉａｎ　Ｓｔａｒ分店扩至４间。１９９７年，在三里屯开设泰国及印度餐馆，２００２年即筹备“同里”。

　　钱，对庞嘉卉来说已不重要，她甚至看不起只为钱奔波的香港人，“香港人很悲哀，有钱不代表快乐，有飞机、有油田又怎样？花钱买到的快乐，太简单。”

　　香港，离她愈来愈远，“上世纪９０年代，会到香港采购……现在没有回香港的理由。以前去香港铜锣湾，现在会去上海，香港是商业城，但文化不及上海。”说起那个曾令她仰慕的香港丈夫，“别人都以为我是单身，老公仍是原地踏步，心态停留在曾经繁荣的香港；我跟中国内地一同进步，我是穷过来的。”

　　在香港人眼中，内地有钱人一般都是没有文化的“暴发户”，但庞嘉卉追求的是精神富足：“我不算有钱，但精神富足；我的全家之宝，是自信，谁也拿不走。”

　　（：：香港《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