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在法学院念书的女儿谈起，法学界不少人特别讨厌法学某些分支——譬如“法律经济学”：“经济学研究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对根本没有能力投入的穷人来说，当然就毫无兴趣。”

　　法学分支暂且不论，至少对于经济学，她说错了：许多学者关心的恰恰是穷人，例如获得１９７９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西奥多·舒尔茨（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Ｗ．Ｓｃｈｕｌｔｚ，１９０２～１９９８）。

　　中国人都从电视屏幕上，看到温家宝总理在人大会议之后回答记者提问，引用了舒尔茨的名言：“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原理。”

　　温家宝总理道出了舒尔茨经济思想值得国人关注的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还有许多人并不富裕甚至并未摆脱穷困——而舒尔茨正是研究穷困问题的；第二，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迄今仍然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而舒尔茨的贡献，正是将农业经济学引进经济学殿堂；我想，还可以补充国人应该关注舒尔茨经济思想的第三条理由：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舒尔茨正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

　　１．来自农场　关注农业

　　西奥多·舒尔茨在２０世纪第三个春天，出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阿灵顿郡的一个德国移民家庭，父亲是个小农场主。

　　提起南达科他，人们大概首先想起那座刻有４位总统巨像的拉什莫尔山。这个位于美国中央平原的州，其实大部分土地坡度平缓。在美国５０个州中面积居第１６位，人口却是第４４位，据２００３年人口普查，全州才７６万人，每平方公里上人口密度仅为９．９人——可想而知，在一个世纪前舒尔茨诞生时，这里更何等地广人稀了。

　　南达科他８８％是白人，其中半数是德国后裔，８．３％是印地安原住民。阿灵顿与其说是镇，不如说是村，才４００余户人家，人口不足一千。舒尔茨童年与所有德国移民家的孩子一样，远离尘嚣，日子单调。绿油油的庄稼地和草场一望无涯，很少参天大树，所以也没有什么柴禾，不少邻居孩子整个夏天推着手推车在草地上拣牛粪饼，拖回家去，在柴草棚里码得整整齐齐，晾干了做燃料。

　　舒尔茨的青春期，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经济衰退日益深重的岁月，南达科他是美国最大的产金之州，更是美国的“粮仓”——黑麦产量居全美第一。舒尔茨后来在自传中曾这样勾勒：“从小就知道农民生计艰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农产品价格大幅下降，跌幅超过一半，农民无力偿还贷款，银行倒闭……”

　　自己家和邻居家的遭遇，孩提时代田园风光的熏陶，刺激了小小年纪的舒尔茨“穷则思变”，去追问农业经济的奥秘，思索穷困的本质和脱贫致富的机制。

　　２．名校并非成就事业的通行证

　　舒尔茨的成才，与名校完全不沾边。他年轻时并未显得出类拔萃，没上过中学，是在农业学校学习了几年。１９２１年，１９岁的舒尔茨在南达科他州立学院短期修了一门农业课，３年后他进了这所学院，３年内学完农业专业。学院名不见经传，建校时间也不长，刚开始时就叫“达科他农业学院”，它虽是南达科他州最大的一所大学，学生有１．１万人，但课程还是主要集中在农业、工程、护士、药剂以及文科各专业上。大学自己饲养奶牛和羊，有自己的肉类加工厂和乳品工厂，每个星期将一万磅（约４５００公斤）牛奶加工成奶酪和冰激凌。

　　毕业之后，舒尔茨进了在大学排行榜上名次也不太起眼的威斯康辛大学研究生院，１９３０年戴上了博士帽。

　　学历平平的舒尔茨，竟能在那个失业率涨得一塌糊涂的年代，没太费事地在爱荷华州立大学谋得一份教职，靠的当然不是运气和文凭。从此，他在学术道路上开始脱颖而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舒尔茨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农业危机的论文。随后他将研究视野拓展至全球发展中国家。舒尔茨在担任经济学与社会学系主任期间，凭借其学术管理能力，使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系，一跃成为美国著名的经济系之一。

　　对于舒尔茨来说，“人往高处走”的含义，就是“人往东边走”：一步一步，从南达科他州立学院，往东到了威斯康辛大学；又往东到了爱荷华州立大学，一干就是１４年；１９４３年时，他再次往东：被经济学精英荟萃的芝加哥大学聘为教授。１９４６～１９６１年间，他担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成为“芝加哥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３．成为人力资本理论之父

　　舒尔茨最初研究的是农业经济学，《纽约时报》在他获诺贝尔奖时称他是“农业经济学老前辈”。他的突出贡献是突破了将农业经济局限在农学范围内的传统，使农业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自上个世纪５０年代起，舒尔茨通过研究农业经济，延伸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由教育、保健、人口流动等投资所形成的人的能力提高和生命周期延长，也是资本的一种形式，指出人力资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所以后来他又被经济学界称为“人力资本理论之父”。

　　舒尔茨也是最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把对农业经济问题与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对发展经济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与一般发展经济学家的观点唱反调，在经济发展策略上，他认为，现代农业也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１９７９年，由于“在经济发展研究领域中所作出的贡献，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所做的首创性研究”，７７岁的舒尔茨，与一名比他小１３岁、出生于原英属西印度群岛圣卢西亚岛（现为圣卢西亚共和国）的美国黑人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顺便说一句：也在这一年，一名台湾青年从金门游泳来到大陆，几经辗转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后来成了舒尔茨的关门弟子，他就是当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人林毅夫。林毅夫回忆说：“要是没有碰到舒尔茨的话，大概也就不见得会真正地成为经济学家。”

　　舒尔茨晚年依然笔耕不辍，９１岁时还出版了《报酬递增的源泉》论文集，分析对特殊形式资本的投资，它构成产生递增报酬的人力资本的大部分，还细致考察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冲突。１９９８年２月２６日，这位经济学泰斗以９６岁高龄与世长辞。

　　４．三领域研究成果熔于一炉

　　舒尔茨对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理论都有开创性贡献，虽然在一生的不同时期，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他将这三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熔于一炉，成为彼此贯通的完整有机理论体系。

　　不少学者和官员认为，农村的落后根源在于农民没有经济头脑，缺乏管理知识，不能充分利用资源。舒尔茨认为这些说法都戴了有色眼镜。他斩钉截铁地认为，农民并不愚昧，相反，“全世界的农民在权衡成本、收益和风险时，心中都会有一本账。在闭塞的、孤立的、分散的范围以内，他们都是精打细算的‘生意人’”，具有“关键的一种天赋，即企业家精神”。

　　５．应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改造传统农业，必须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如何引进呢？舒尔茨开出三副药方：建立适当的制度；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创造条件；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传统的经济学普遍强调物力资本的作用，舒尔茨将这种认识扭转过来，强调人力资本。一个人的人力资本，表现为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价值的总和；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劳动者的数量、质量以及劳动时间来度量。人力资本是投资形成的，投资渠道包括营养及医疗保健费用、学校教育费用、在职人员培训费用，择业过程中所发生的人事成本和迁徙费用。根据他的测算，在美国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源投资增加４．５倍，收益增加３．５倍；人力资本投资增加３．５倍，收益却增加了１７．５倍。从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５７年３８年中，美国的生产总值增长额，４９％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

　　而在人力资本投资中，学校教育又是关键一环，“知识是生产中最强大的引擎”。舒尔茨堪称教育经济学理论的奠基人，在《由教育形成的资本》、《教育与经济增长》、《教育的经济价值》等专著中，他第一个系统地分析了教育投资如何影响农业生产率以及经济发展。他通过对１９２９～１９５７年美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定量研究测算出：各级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１７％；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比重为７０％；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国民收入增长的比重为３３％——人力资本投资是回投率最高的投资。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等理论受到不少批评，计算方法也被人质疑。不过，他的开拓性研究，让经济学界的思想冲破了牢笼；他提出的脱贫致富思路，确实是“点土成金”的治本之策，比发放补贴，援助财物、免除农业税，更有利于穷国和贫困地区旧貌变新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