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在某些方面和希腊是相同的，中国在公元前２２１年完成政治上统一之前，就已经完成文化上的统一。但政治统一的结果，却带来经济上的沉重负担，既要花高薪养一批专业的文职人士，又要应付常备军队的庞大支出，再加上贪污腐败和异族连年入侵，最后就被经济问题压垮，国家再次陷入分裂局面。而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汤因比说，儒家虽懂得水利对农业和交通的价值，但对农业外的经济事务，一点兴趣也没有。

　　所以历史上的中国，就陷入分分合合的循环局面。连年战争造成的，自然是人员的伤亡和饥民处处。如此，中国是什么时候发展成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呢？而造成人口过亿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和科技大学任教的历史学家许倬云，去年出版新书《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他说：“今日中国人口众多，占人类社会四分之一。其实这现象是在明代以来始形显著。相伴而至，也是由明代开始，食物资源增多了。两者互为因素，到清代遂一发不可收拾，于近半个世纪乃有如此惊人的人口数字。”

　　许先生说，汉代人口有五六千万，宋代人口估计有七八千万，真正过亿的，是在明代。明代疆域虽然比宋代大，但人口的增加，却不是必然与疆域大小成正比。许先生认为，是明代引进了不少新的农作物的功劳。“引进的新作物中，最为重要者为番薯和玉米……在万历年间，福建人即从南洋引入闽南泉、漳诸处。据《金薯传习录》，番薯是由菲律宾引入番薯藤，然后在福建广泛栽培。同时，广东人也从越南引进番薯，广植于东莞等地。不久，徐光启又将番薯从华南引进长江流域，旋即普及于全国各地”。

　　玉米呢？“……初传地区大约也在闽粤，然后普及于包括杭州的许多地方。”番薯和玉米之所以普及，是因为番薯的种植，“不拘土壤与地形，因此山地、畸零地、沙地……无不可以插栽薯藤”。而玉米“可以在坡度相当斜峻的山地栽种，又不需要十分照顾”。

　　很明显，就是由于引进了易种易长的农作物，令在战乱中本来会饿死的灾民，得以幸存，解决了政府在经济困难时无法照顾到的百姓生存问题，所以自明朝以来，中国人口就正式迈过了一亿的大关。

　　这是救命的粮食。而事实上，中国人在吃番薯和玉米的时候，几乎都是先为了充饥，然后才想到烹调的美味。三四十年前在港台两地常见的烤番薯摊和煮玉米推车，温暖了多少人心。如今，番薯稀饭已经变成台菜馆里的美食，番薯糖水则只有到专卖甜品糖水的店，才有可能喝得到了。很多香港人小时候常常喝的西红柿薯仔玉米煮杂鱼汤，现在也只能在专营怀旧与创新的菜馆才喝得到了。

　　在现代物质丰盛的时代，相信很多人未曾吃过，甚至连听都未曾听过用玉米做的“贴饼子”、“摇格格”和“打缸炉”吧？我也是看大陆作家尧山壁写的《粗粮细做》才得知，原来玉米还有这种吃法。

　　如有整颗的玉米，就可做一道昆明菜“炒苞谷”。那是与瘦猪肉同炒，大陆作家汪曾祺说：“我到菜市买玉米，挑嫩的，别人都很奇怪，问我：‘挑嫩的干什么？’‘炒肉。’‘玉米能炒了吃？’北京人真是少见多怪。”

　　吃玉米和吃番薯，你是属于少见多怪一族吗？可别忘了，咱们之所以有十几亿人口，都是拜它们所赐啊。

　　（：：香港《亚洲周刊》）